自1995年4月特招入伍到2000年8月特批转业，我有五年多的时间在507专职研究“人体科学”。
我是1986年从华中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先推荐本校研究生，接着获得国家教委公派出国留学的名额。1987年9月出国，90年12月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接着于91年4月转赴英国，受聘于牛津大学物理系从事博士后研究。我从初中开始接触并习练气功，国外期间对宗教、哲学发生进一步兴趣，而且在本人身上还产生过多次“预感”、“通灵”等神秘体验。这些体验印象深刻，令我觉得在意识与物质实在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直接感知并直接作用的渠道，也即传闻中的“特异功能”或许真有存在可能。我那时如此亢奋，因为觉得检验这类现象的真实性，并摸索其背后的机理机制远比常规科学研究有着更大的挑战性和吸引力，于是就在牛津大学工作三年后，决定立即回国并在国内寻找相应的研究单位。虽然社会上沸沸扬扬，说是某教授、某大学、某研究所如何进行的实验得出如何结论，而中科院、教委却都否认自己的下属机构有专门研究这方面问题的课题组或实验室。他们全都建议我与国防科工委联系。由于是回国博士，我的求职材料很受重视，科工委干部部很快与我联系并把我推荐到507所，后来我才认识到这是国内唯一一家在此领域设有人员编制和课题经费保障的研究部门。
“人体科学”一词，是钱学森教授的创造，是指通过对气功“外气”和“人体特异功能”现象的考察研究，揭示人体乃至宇宙奥秘的一门“新学科”。国内这项研究缘起于1978年《自然杂志》对气功外气现象以及1979年《四川日报》对“耳朵认字”现象的报道。现在看来，当时是改革开放带来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但同时由于长期的封闭状态，全社会缺乏对历史和国外情况的了解，对于这些奇异现象真实性的激烈争论很快升格为意识形态的政治是非之争，并且形成了坚定相信与坚决否定两个全然对立的阵营，辩明事实真相，形成统一共识反到被搁置一边。由于在相信者和反对者两边都有学术权威和一些能影响中央决策的高级领导干部，双方力量旗鼓相当，80年代中期，中宣部制订了“不宣传、不批判、不争论，允许少数人研究”的所谓“三不”方针，搁置公开争论。这么一来，对气功“外气”和“特异功能”的考证研究便局限在以相信者为主的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下进行，并通过《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等内部刊物以及气功杂志和《中国人体科学》等公开杂志交流心得与和实验现象报告。
原国防科工委所属507所对于我国“人体科学”研究曾扮演过极其独特角色。一方面，人体科学的倡导者及领导者钱学森和张震寰都是国防科工委老领导，另一方面，507所的部分人员早在1981年上半年就介入到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组织的特异功能真实性的联合测试，并且还安排接收了张宝胜、这位后来被社会上誉作“中国超人”的“奇人”，之后好几年时间里所内组织专门的班子对他进行各项检验测试；以他为对象并于1984年完成的“突破空间障碍”课题曾获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87年“中国人体科学学会”正式成立之后，507所是其挂靠单位，张震寰出任学会理事长，钱学森是名誉理事长。1994年张震寰同志因病逝世后，继任理事长是507所前所长陈信同志。可见507所一直是中国人体科学核心研究部门和权威机构。
1995年我到507报到时，人体科学课题组挂在第十一研究室，但人员已萎缩至最低人数，除了宋孔智、翟廷香，再就只剩两位“功能人”张宝胜和赵群学，其他参与过研究的人或退休或转至其他部门，虽然在80年代高峰期曾有多至二十多人进行研究。为开展必要的工作，课题组在我之后又于当年新招了两位大学毕业生，气功专业的陈璞和内蒙古医学院毕业的“功能人”马玉飞。我的研究就是在这种形势之下起步的。
进入507之后，我才对人体科学的核心现象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这些现象包括：“耳朵认字”，即不通过眼睛而产生辨色和识别图像的视觉感受；“人体透视”，即观察到衣服遮掩下的体表乃至人体脏器；“思维传感”，即两人之间直接感受到对方的思想甚至脑海中的图像，“残留信息”，即存放在某个容器之中的物体或图片当被挪移开之后，仍可能被不知情者感知其空间特征，“物体复原”，即将叶片或名片等物体破碎之后，再恢复至破损前的原状；“意念移物”，即不能过任何有形的物质力量，使物体倒塌或移位；“突破空间障碍”，即使两个物质实体互相贯穿，如在不打瓶盖的前题下，取出其中物体，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当今科学知识认为不可能，当然也就根本无从解释的奇怪现象。当然问题的根本在于这类现象是真实的吗？究竟是罕见的异常现象或者仅仅只是骗术与心理幻觉？
如果确属罕见现象，这其中必然蕴育着“新科学”，毕竟一切科学的进步都是通过异常现象进行研究并发现其内在规律之后而取得的。“人体科学”所研究的现象若确有其真实的一面，这自然表明现有科学原理的极大残缺，而“人体科学”则将揭示更深层次的宇宙奥秘和意识奥秘，这正是钱学森等人的兴趣所在；而如果除了人云亦云，除开假象就是骗局，则一切的一切就只剩下社会心理学的意义：为什么明显违反常识人依然会上当受骗，而且为什么甘愿受骗。于是判定现象的真实性便成为“人体科学”能否成立或者纯属荒谬的基本出发点。我的研究重心就是去伪存真，检验是否有充足的实验判据，说明现象是真实的，或者有较大的可能是真实的，然后提交科技界或怀疑者进行更严格的检验。作为受过良好科学训练的人，我清楚地知道，我个人相信什么都无足轻重，科学和科学界所需要的是充分的经得住检验的证据。
然而在“讲证据”这一点上，一方面，反对者是不高明的，他们往往只是简单地从经验或者从唯物主义原理出发，再凭一些作弊的案例，断言所有现象都是“功能人”骗过了研究者，或者就是伙同作弊。另一方面，我所接触到的几乎所有人体科学研究者却基本上都认为真实性问题早已不是问题，早已解决，已经有了很多成功的联合测试，各种各样的实验报告说明在不同的时间、地点、由不同的研究者和受试对象证实了这些现象。他们已经完全不屑于再做任何检验性的测试，也不再提高测试的规范性和严格性，只是津津乐道自己身边的功能人又开发了什么新功能，或者带着他或她去向领导汇报，以争取政策上和经费上的支持。而实际上，我从来没看到任何一位研究者积极鼓励自己身边的“功能人”去向魔术师或者怀疑者挑战，要求在公平、公正的条件下进行检验。我最多只是听到有人言之凿凿地说：“如果那些反对者能与我们一道儿，陪这些功能人做上三个月的实验，我绝对保证他们能看到真的现象。”可惜这只是经不住追究的托词。第一，反对者凭什么愿意与你一样去浪费三个月的时间与所谓的“功能人”泡在一起，如果他们即不相信你，也不相信“功能人”，甚至发现这些人有做假？如果真有人花了更长的时间也没有看到真的现象，试问你怎么兑现自己的承诺？反悔？耍赖？再找籍口？或者公开承认还找不出什么过硬的证据？
在本人五年多的研究中，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所谓“功能人”几乎没一位愿意配合科学研究，总是他们以及他们身边那些固定的研究者描述他们曾经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做出过什么奇迹，然而一旦被要求进行严格检验，不是做不出，便是发现总有很多躲避观察者视线的疑点；如果提前在测试样品上做一些暗标并在发现疑点时中止测试，则往往发现测试样品已经调包。尤其是这些人从来就不敢挑战或接受魔术师挑战的事实，使我对受测试的功能人以及轻率肯定他们的人的能力和诚信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包括鼎鼎大名的“超人”，在我亲眼目睹的十数次全场表演中，发现他在所有拧刀叉、拨表、抖药片、信封透视等项目上几乎都掺有魔术手法，至于烧衣服、烧军帽等，虽并无确凿证据，却不能排除是白磷之类易燃物造成的戏剧效果。而对内蒙古医学院和上海复旦大学等推荐的各地“功能人”，我所见的也只是疑点，并在精心控制之下，屡屡发现作假痕迹，查获了欺骗的手法及渠道。
基于这些情况，我以怀疑的眼光查阅了几乎全部测试录像及文字资料，也仔细地比较了相信者的测试报告和反对者的批评文章。果不其然，除了极个别的文字报告外，几乎找不到一段完整的可以用作确凿证实特异功能的录像片断。包括那些曾经获奖的各项“成果”，由于其中作为证据的录像存在多处中断，不能证明受试者及受试样品没有失控，只有研究者本人的证词。虽然言之凿凿，声称绝对可信，然而慢放录像，仔细查对录像片断，总能看到疑点：测试条件不严格，而且在相当一些录像中明显观察到前后样品不一致，已被调包。对于科学实验而言，“人证”原本就不可靠，而在有这样一些反面证据的情况下，再听人赌咒发誓自己如何严格，结果如何可靠，就只能怀疑当事人的立场和动机。
我对心理学一贯比较感兴趣，我清楚地知道不同的信仰可能影响对事实的判断，所以要想获得最可靠的知识，就必须保持中立，兼听则明。来507之后，我一方面外出调研并与全国的特异功能研究者建立书信和电话联系，另一方面也与持坚决反对态度的何祚庥、郭正谊、司马南保持良好的联系和友好的交流，我愿意听到他们的警告，并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挑漏洞，尽管在挑毛病方面，由于他们毕竟缺乏研究，又没有第一手的资料，往往是凭着主观感受而下断言，事实上还比不上自己。但他们的批判与挑剔促进了我的冷静思考，正因为对立两派的人同时作为自己立论的支撑基础，我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自己做出客观公正、不偏不依的权威结论。1995年8月，何祚庥、郭正谊、张洪林、司马南等反对者通过舆论媒体上掀起新一轮的批判气功“外气”和“特异功能”的高潮，“人体科学”以及研究者、领导者受到极大的压力。为了应对挑战，在一些科学工作者的建议下，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组同志为组长的“人体科学领导小组”组织了“人体特异现象存在性检验工作组（筹）”，希望组织不同观点的科学工作者通过严格可靠的实验方案检验现象的真实性。为了尽可能排除干扰，保障功能人发挥能力，测试程序保证测试者不与受试者见面。97年2月，我被推举为“存检筹”的8位核心专家之一，直接参与了测试规程的制订和功能人的选拔测试。之后，我们与心理学家合作，与研究者及何祚庥的代表合作，筛选功能人并确定测试项目。这项工作最后因为中央解散人体科学领导小组而告暂停前后约三年时间，在这样高层次、大范围、长时间的研究之中，我们侧重对“耳朵认字”和“残留信息”现象的考证。最终除开个别一些模糊案例，依然没能找到可供用作佐证的充分证据，结果只能以不了了之。
因为法轮功事件的出现，人体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必要性再次成为上级管理部门关注的焦点。我本人与507所领导于1999年5月一起向上级部门领导汇报了人体科学的研究情况，6月接正式文件通知全面停止人体科学研究。我本人也因为此项研究被终止而获得特别批准转业地方工作。
由于自己的学历背景和各种奇特经历，在心底里我一直想通过深入细致的人体科学研究，找到确实的意识与物质直接作用的可靠实验证据，然后以此为据，再从理论上去找解释。即使今天已经脱离了原来的圈子，但如果有朋友或可靠、可信的人推荐说某人有“超能力”，我仍会兴奋起来，有兴趣去接触并做考察测试，尽管我清楚地知道，至少95%是不可信的传闻、巧合甚至戏法与骗术。在507所的几年时间里我接触和发现的几乎全是反面证据，甚至能颠覆整个人体科学大厦。在愿望与事实面前，作为一个严肃的研究者，我只能尊重事实。只是未成想，到后来因为发现的问题严重，不愿意说假话，我已被人体科学界某些人指责为“叛徒”，是比反对者更危险的“人物”。我亲耳听到人体科学学学会的几位负责人说，“我们不用担心那些反对者，但要高度警惕有人打入人体科学内部起极大的破坏作用。”听起来就是政治斗争，与科学毫不沾边。他们不怕空洞的批判，但怕兜出事实真相。
在95、96和97年我分别给钱学森教授各写过一封信，并收到他的两封亲笔回信。在第一封信中我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和研究思路，钱老对我这个人体科学“新兵”表示了热烈欢迎和鼓励；在第二封信，我则主要汇报了自己发现在功能人之中广泛发现作弊现象，尤其是新发现的复旦大学临时工群体的作假行为，钱老对此十分重视，他首先表示自己并未参与过任何特异功能检验，其次要求我把具体情况向陈信同志汇报；第三封信是我参加了8周的美国“超心理学”暑期培训班后回国，我把国外100多年在这个领域开展细致研究却没有突破的情况，以及国外超心理学家对我国的耳朵认字现象研究评价不高进行了汇报，这次钱老沉默没有答复。
一些朋友为我花费五年多最宝贵的青春时光一头栽在人体科学里面深感惋惜，而我认为，不论是追求真理或是追求个人理想的实现，这一切付出是值得的，否则自己骚动的心毕竟无法平息下来。况且，一方面我从实证的基础上踏踏实实地否定了那些早就该被否定、根本不应予以承认的测试；另一方面，我仍谨慎不做全称否定，而是筛选出不多几项真正值得进一步核实和评价的案例，如侯书礼、刘秀英当年所做的“隔墙透视”测试和陈守良所做的“残留信息”实验等。当然这样一些个案由于无法重新接受检验核实，因而尚不足以作为有效的科学判据。对我来说，大千宇宙似乎仍隐然有现代物理学所不能解释的奥秘，我很高兴自己对这些所谓神秘的事相了解得比别人多一些，解释更全面一些，即能对过去的研究做一个小结，也能告知未来感兴趣的研究者，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开展研究，应当如何看待过去的资料和报告。不论社会舆论如何评价，对特异功能现象的报道和思考必将在未来的数千年时间里继续陪伴人类社会，因为即令它不是真实的信息、能量过程，至少也与宗教现象一样是由人类集体下意识而滋生的社会心理学问题。作为曾经的专业研究者，我真正感受到的最大遗憾是，我们还不曾做过任何真正意义上心平气和、去伪存真，研讨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只是从社会舆论上把过去的有关研究东西全面否定了。遗忘并不解决任何问题，如果不彻底澄清当年的错误究竟出在什么地方，相同或类似的错误必将重犯；如果真有一些确有意义的观察记录，而现在却将孩子与污水一起泼出去，那过去二十年的所作所为才是完完全全的社会资源与青春年华的浪费。我至少希望不久我有机会把自己了解到尤其是亲历的现象，包括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事的是是非非说得更透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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