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中国，不缺乏所谓“科学的中医”，但缺乏有文化的中医。这里的文化，是指中医药文化或中华传统文化，因为它是中医的根，也是中医的外展形象。所谓“有文化的中医”，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有医德，有医术，会宣讲，能著述，会传承，有贡献，是明医。
中医有无文化是可以鉴别的。从他的语言谈吐、仪容神色，诊病实践过程及其疗效，从他的书写药方及其著述等，都可以略知其大概。
比如清代医家邹润安，《清史稿》说他“有孝行，家贫绩学，隐于医”，且“通知天文推步，地理形势沿革，诗古文亦卓然成家，不自表暴”，而其所著《本经疏证》一书“深究仲景制方精意，成一家之言”。他无疑是一个有文化的中医。即使是近代有名医家王孟英、张锡纯等人亦对他十分推崇，我们从《温热经纬》、《医学衷中参西录》的内容中就可看出。
再说清代名医王孟英，其人虽只活了60岁，但他的医术和文字功底，绝对胜过当今绝大多数所谓名医。尤其是一部《王孟英医案》，简直是中医学与文学的最佳结合。其阐述医理之透彻，辨析病机之详尽，描述病情之形象生动，可谓入木三分，且文采斐然，读之令人回味无穷。在我所接触过的各家医案中，可谓无出其右者。
还有清代医家陈修园，他中举后曾任知县及代理知府，公务繁钜，仍为人治病，还撰写了不少医书，对后世习医者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他倡导为医者应努力学习中医经典，并为普及中医知识而不遗余力，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如《伤寒论浅注》、《长沙方歌括》、《金匮方歌括》和《医学三字经》等就灌注了他毕生的心血，流传甚广。其著作流畅通俗，深入浅出，易读易记，又结合临床实际，切合实用，因此可当做中医普及教育的理想教材，利于自学。许多人学医就是从读他的书开始而走上了从医之路。其《南雅堂医书全集》是中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个人著作，几乎可与官方编撰的《医宗金鉴》相媲美。陈氏不仅著述甚丰，而且公开讲课授业，所从弟子众多，其对中医传承的贡献功不可没。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念念不忘对自己的医书有两处需要补写。
总之，在中医历史上不乏有文化的中医，如《神农本草经》淳于意、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喻嘉言、徐灵胎、丁甘仁、汪昂、唐容川等历代儒医，他们都是中医学的创建者．推动者和功臣。如徐灵胎的著作中就包含有《道德经注》，文学家和诗人袁枚还为他作传，因为他们是“平素意合”的好友。还有那些在医学上虽然没有建立起什么流派，但仍然有建树或医著传世的，如“成书数卷，聊以课徒”的《时病论》的作者雷丰；“案语多俪体，千言立就”、“舟车寒暑，手必一卷”的浙江名医金子久；“儒乃达儒，医是明医”的关月波及其“幼承家学，六岁起熟读四书五经并嗜书法”的儿子关幼波；撰有《中医基础理论通俗讲话》和《素问运气七篇讲解》等的方药中等，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中医。
纵观以上人物，他们的共同点是：有医德，品性淳良，以仁义为怀，待病人如至亲，所谓“常将人病如我病，救得他生似我生”。他们精勤不倦，好学深思，从不自满，甚至舟车寒暑，手必一卷，或有感即录，或挑灯夜读。如王孟英之《归砚录》即如此写成。他们领会了中医的精髓，精义入神以致用，故能在临床上取得好的疗效，而不是只会纸上谈兵的迂腐之辈。他们又能够继承前人医术，或整理，或改编，或撰著，甚至有所创立，有医著传世。
如果没有那些有文化的中医，就没有那么多中医典籍，就不可能流传下丰富的中医各科临床经验。如《药性赋》、《汤头歌诀》等，都倾注了他们的心血。一部《医宗金鉴》，其中包含有多少内、外、妇、儿各科杂证治疗的歌诀啊！没有文化的中医写得出来吗？
我很赞赏和敬仰有文化的中医，他们在世时不一定有名，但他们对中医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什么时候有文化的中医多了，中医学的发展前景就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