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中医院校的重要职责是对其加以继承并发扬光大，培养出符合社会与个人发展需要的高质量中医药人才。但勿庸讳言，从多途径反馈的信息看，中医院校的毕业生质量近些年有较为明显的下滑迹象，突出表现为知识结构不合理、思维方式较单一等。究其原因，这主要是培养过程过分专业化的结果。要改变现状，就必须更新理念，在中医院校中开展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源远流长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又译为“普通教育”或“一般教育”），是指针对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而产生，最终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和理性发展的教育理念，是高等教育阶段的一种素质教育或普通教育，即对全体学生所进行的基础性的语言、历史、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授，个性品质的训练，公民意识的陶冶。
通识教育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又称博雅教育）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由教育既不立足于实用，也不立足于需求，而是为了心灵的自由。耶鲁大学于1828年发表的耶鲁报告(《The Yale Report》），提出大学的目的在于提供心灵训练和教养，充实具有知识的心灵。英国红衣主教纽曼则在《大学的理想》(《The Ideal of a university》）明确提出“大学教育就是自由教育”，而自由教育胜过任何专业教育，它使科学的、方法的、有序的、原理的和系统的观念进入受教育者的心灵，使他们学会思考、推理、比较和辨析。
最早明确提出通识教育概念的是美国的帕卡德(A.S.Packard）教授。他指出，美国大学为学生提供的“通识教育……是学生进行任何专业学习的准备。它为学生提供所有知识分支的教学，使学生在致力于学习一种特殊的、专门的知识之前对知识的总体状况有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了解。”1945年，哈佛大学推出了著名的《红皮书》，认为“通识教育不仅应该为专业选择提供足够的基础，而且应该成为使专业潜力充分发展的沃土。……专业教育告诉学生可以做什么和怎样做，通识教育告诉学生应该做什么和为什么去做”。首尔国立大学的通识教育要旨是：强调完整的、全面的“人”的培养；强调综合的、共同的知识获取与文化素养的养成；强调基本能力的训练与价值观的形成。
国内最早倡导通识教育的是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他于1941年在《大学一解》中认为：“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偏重专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说又窒碍难行，则通重于专之原则尚矣。”对“通识”的认识可谓全面而深刻！
由于深受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至20世纪末，我国的本科教育仍主要以专业教育为主。1995年，为纠正以往重视专业教育、忽视人文基础教育产生的弊端，原国家教委成立了“加强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协作组”，开始在高校推进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1998年，国家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要求通过加强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综合教育，力图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及人文科学素质。
通识教育是对自由
与人文传统的继承
综合上述观点，我们可以看出，通识教育不是一种简单的课程设置模式，而是一种基于“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强调“精神成人”，具体说来就是“做什么人”和“如何做人”。其要旨当包括以下方面。
1.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中“非专业、非职业性的教育”，它与自由教育同义，其实质就是对自由与人文传统的继承。它面向所有学生，使其具有一个共同的知识体系和文化背景。
2.通识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学生具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养成善于求真的习惯，反思与批判的精神，辩证的人生态度，高瞻远瞩的眼界，高举远慕的心态，追求完美的境界”，培养学生“平衡的心智，开阔的视野、开朗的个性及完善的人格”，造就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才”，培养满足现代社会要求的合格“公民”和“全人”。
3.通识教育是要“孕育”出真正的“人”而非“产品”。教育不是生产“标准产品”的车间流水线，而是应着力发掘出个体潜质。正如华中科技大学老校长杨叔子先生所言：“大学的主旋律应是‘育人’，而非‘制器’，是培养高级人才，而非制造高档器材。”
4.通识教育是素质教育最有效的实现方式。通过跨学科、跨专业，从难、从严、从自己实际出发的自主选课，既可增强学生学习主动性，博学多识，也可充分发展个性，从中培养其独立人格与独立思考的品质，全面提高素质。
5.通识教育重在“育”而非“教”。由于通识教育超越功利性与实用性，没有专业的硬性划分，所提供的是多样化选择，因而学生们能得到全面的、自由的、顺其自然的成长，逐步成为一个高情商（IQ）的人。这要求办学者须切实做到“以学生为中心”，营造氛围，言传身教，加强引导，注重熏陶。
6.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是完善知识结构必须的教育模式与教育内容，前者注重“博”与“全”，旨在“厚基础，宽口径”，后者注重“专”与“精”，旨在“强技能，重实用”，二者各有侧重，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通识教育符合
中医人才培养规律
医学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双重属性，而中医药学的人文属性更加强烈。中医药文化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从理论到方法都留有古代哲学及儒、道、释、兵、理诸家思想的深深印记，与中国传统文化可谓一脉相承，血肉相连。因此，不了解其相应的文化背景，就很难对其准确、恰当地理解与把握。对于中医院校的学生而言，相对于其他专业，也就需要更加宽广的知识面、更为宽厚的专业基础。从中医药人才的培养要求及规律来看，可以说中医药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理念有着天然的融合性。
专业学习的需要
中医院校现行的课程体系是中、西医课程混开并学的模式。两者相较，西医学偏重于微观、局部，表达多为记述、直观；中医则偏重于宏观、整体，表达多为描述、模糊。因此，对于大多具有理科背景的学生而言，学习西医学并不存在多少问题，而学习中医学则会遇到非常明显的认知障碍，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及思维方式与其已有的知识结构因不相容而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若不通过通识教育进行相应的知识铺垫，就很容易造成学生的思维混乱。由于思维的重要性要远大于具体知识学习的重要性，因而思维混乱的后果必然是会对中医药的疗效产生疑问，甚至产生“中医不中”的感觉。
职业特点的需要
治病救人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优秀的医生必须是一个对生命充满同情，富有博爱精神的人道主义者，应能善解人意，将心比心，应对生命、生活、衰老、疾病、死亡等有深入、深刻的了解和理解，这些有很多时候会比专业知识还要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背景。吴阶平教授说：“人是生物学意义的人，也是社会学意义的人……好的医生不是治人的病，而是治有病的人，这一点中医优于西医。”的确，在悠久、灿烂的中医药发展史上，许多先贤名家都是心性仁厚、品行高洁、知识渊博、举止儒雅之士，这得益于中医学形成初始就已确立了“医者仁术”的理念，要求医者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国医大师裘沛然更是强调“医术是小道，文化是大道”。而要确立这种职业理念，只有通过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结合才能实现。
自身发展的需要
经过十余年的应试教育，其不良后果在学生走进大学后终于显现出来：知识结构不合理，学习的目的性与功利性过强，标准化的思维习惯，质疑、批判精神的匮乏，创新意识的不足，情商与智商的不匹配，精神、心智的不成熟，“自我”意识较强，“公共”意识薄弱，“自制”能力较差……大学阶段正是矫正上述各种偏性的重要时期，如果简单地直接用专业化教育替代应试教育，那么就错失了“纠偏”的良机，这样在教育过程中就有可能会压抑了个人的全面发展，造成千人一面，缺乏个性，甚至一偏到底，贻害终生。要避免出现这一结果，只有通过通识教育来实现去功利化的教育，通过陶冶情操来增进学生的社会化程度，尽早实现其“精神成人”。惟如此才能使学生适应复杂多元的当今社会，在人生不如意时能准确应对，恰当调整，找准定位，自强自立。
尽管中医药高等教育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中医药教育面临的形势愈加严峻。我们只有面对现实，接受挑战，认真研讨通识教育的内涵，重构课程体系，让人文、社会、自然三大知识领域有效沟通和整合，才能不辱使命，培养出符合时代、社会要求的中医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