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总觉得这个名字似曾相识，查了资料，才知道，埃博拉还真不是第一次出现。
人类第一次发现埃博拉病毒是1976年。首次爆发肆虐了刚果埃博拉河沿岸的55个村庄，就在三年之后，埃博拉又在苏丹展开杀戮。
很想不通的是，都40年过去了，科学家怎么都还没研发出针对这一致命病毒的特效药物或疫苗？
解答这个疑问之前，觉得还是应该先来看另一个问题。包括烈性的埃博拉以及慢性的艾滋病在内，我们看到近代史上很多臭名昭着的疫病都是源自于贫穷的国家和地区。起源于贫困国，肆虐于贫困国，并且也同样对贫困国家伤害最深。
举几个不恰当的例子。美国，1918年爆发的全球大流感使得美国的死亡人数达到67.5万之多，并且相当部分属于劳动力人口。这次疫情的爆发，导致当时美国人均预期寿命下降近12岁。惊讶的是，疫情的爆发并没有拖累其经济发展。美国的两个学者曾经进行了大流感对其后10年经济影响的测算，结果是惊人的：流感导致的死亡率每上升千分之一，其后10年的平均年经济增长率提高0.2个百分点。
再来看中国，03年爆发的SARS是近十年内中国面临过的最严峻的疫病。但从经济的角度上却发现，02年中国GDP增速达到9%多，而03年GDP增速突然超过10%，整个后5年，我国GDP的平均增速反而超过了12%。也许，是一种巧合加入WTO之后强劲的出口带动了经济增长，但也许也可以看出疫病和国家经济间微妙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如何造成的呢？联系的关键点在于储蓄。非常不起眼却至关重要。当疫情爆发之后，特别是在疾病防疫相对完善的现代，其造成的恐慌效应远超过直接伤亡。而与之对应的，潜移默化中，公众会增加家庭的防御性储蓄比例。比如中国在02年的城镇居民储蓄率出现了下降，但随后的五年呈现了明显的上升。储蓄的上升就将成为国家进行建设的主要推动力。
贫困国家就不一样了。贫困国家的人均财富过低，储蓄率同样也很低。这个时候，一旦疫情爆发，在减少劳动力和破坏经济结构的同时，难以实质性的刺激储蓄增长。所以这些地方，传染病之后的经济往往会呈现一种马太效应的模式。
埃博拉病毒肆虐的西非，恰恰是全球经济最落后的地区。这种地区人员的交流也非常少。市场的形成源自于个人的温饱，落后地区就缺少这种温饱，因此人员的交流，也就是市场的活性过低。而疾病的预防主要源于抗体，缺少有效的人员流动，单一地区对于其他地区的疾病抗体来源不足，所以刨去埃博拉之外，其他的在发达国家可能并不严重的疾病，在落后地区都有可能形成爆发和蔓延的趋势。
回到埃博拉的问题上，为什么埃博拉出现了40年，非洲国家仍然没有能力形成一个有效的应对措施？无非也是经济。前文说了，流行病会对经济产生马太效应，在经济压力下，经过数轮疫病之后，西非国家的单独政府很难完成有效的疫苗研制和疫情隔离机制的建立。美国就不一样，就在早些时候，美国主动接回了两名自身国际的病患。这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国家之间疫病隔离和研究能力间的差异。
所以非洲没有能力自身解决问题，这是埃博拉迟迟无法预防的一个因素，其实更重要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于预防埃博拉根本没有兴趣。西方的疫病防治和疫苗研发主要由医药企业和政府两部分构成，而前者是疫苗商业化推广的主要力量。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埃博拉目前仅仅集中在西非三国，除此之外的地区只有零星病例。尽管目前的疫情堪称惨烈，并且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爆发，但是客观的说，患病人数总共也只有千人。这与常见的疟疾、登革热、艾滋等传染病相比，规模要小得多。
对于发达国家的医药企业来说，即便不考虑埃博拉病毒的培育难度和实验室要求等客观因素，一个动辄以“亿美元”为单位计数的研发项目，如果所面对的受众只有不足万人，甚至于所在国政府都没有能力对成果进行买单，那么商家肯定是没有兴趣参与的。
目前真正有实验性进展的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的政府组织。它研究的目标则更加侧重于对生化武器攻击的防御——早些时候接回国内的两名美国患者也是出于疫苗研究的考虑——而国防方面的研究成果很难向商业领域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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