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龙在渊
吴鞠通这个人非常的有趣，从后面的医案中来分析，他是个非常性急的人，很直爽，有话直说，但是，在开始看病的这个事情上，他却是个十足的慢性子。
不但是慢，而且是非常的慢，从他十九岁读医书开始，到二十六岁来到北京，他就基本没有治疗过患者，从二十六岁到三十六岁，在北京的十年里，他也是疯狂地攻读医书，但是也没有看什么患者。
用吴鞠通自己的话说，叫：“未敢轻治一人”，就是说，自己没有敢轻易地去治疗一个患者。
这也太谨慎了吧？我研究过这么多的医家，如此谨慎，吴鞠通绝对该排在第一位的。
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读了十七年的医书居然还不敢轻易地去治疗一个人呢？
原来，是吴鞠通太痛恨那些自以为读了点医书就给人看病的庸医了，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把行医当作很容易的事情，似乎干其它的事儿失败了，实在没什么出路了，搞个秘方骗骗钱总还是可以的，吴鞠通曾经说过：“俗医之病百出，余不忍言。即以一端而论，京师谓做买卖，绍兴谓之开医店。可耻之极，遑论其它！且即以市道论，杀人以求利，有愧商贾远甚。”这些话的意思是：那些时候在北京把行医叫做买卖，可见在某些医生的心目中患者的地位，和一些肥乎乎的猪头没有差别，但是那是人命啊，你拿这些人命来做买卖，其道德水准比一般的商人不知道要低多少倍呢！
吴鞠通之所以这么恨这些医术不精的医生，很大的原因是基于自己家的经历。
因此，他对行医这个事情看得比天还重。
因此，他宁可苦读医书，期望获得更多的知识以后再行医，这样就不会耽误患者，这样才能做个自己心目中的好医生。
这个时候，他认识了一个朋友，此人对他的影响也很大，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吴鞠通的慎重。
这个人叫汪廷珍，号瑟庵，吴鞠通总是称呼他为汪瑟庵，是吴鞠通的老乡，和吴鞠通几乎同龄，当时这个人也在北京，正在准备考科举，他和吴鞠通两个人意气相投（我们无法查阅到他们是否在老家时就认识，但是都是山阳这个地方的学子，很有认识的可能），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两人脾气太合拍了，因此，他们做了一生的朋友，在很多年以后，当汪瑟庵去世以后，吴鞠通甚至曾经感觉到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变得非常的孤独。
就在吴鞠通到了北京的第四年的时候，当时还是一个考生的汪瑟庵对吴鞠通说了一句话，他说：“医非神圣不能。”这是他由衷的感慨，吴鞠通听了以后颇受震动，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想做个好的医生，非要有超人的学识不可，医生不是一般人想做就能做的。
当时吴鞠通听了这句话以后，觉得太有道理了，于是就把这个话记在心里，随时用来鞭策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说：这话在他的心理掂量了四十来年（兹经历四十年矣，时时体念，时时追思）。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人家吴鞠通太重视患者的生命了，他后来写了很多关于医生的学问修养的文章，其中对医生的要求颇高，在他晚年写的《医医病书》的开头，就提出了对医生学问的要求，开篇五个小文章，全部都是关于五运六气的，依次为：一、医非上智不能论；二、气运论；三、医不明六气论；四、医必备四时五行六气论；五、三元气候不同论。
列这个什么意思？按照我们吴鞠通同志的意思是：如果连这个你都不懂，这本书后面的内容您就甭看了，看了也没用，按我想法您绝对做不了一个好医生，别愣着，赶快回去补课去吧。
悄悄的说一句，现在百分之九十的中医师都不会这个东西了，这让我经常怀疑现在我们学的中医和古代的中医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看来，吴鞠通学医十七年从不轻易给人看病，除了他自己特别的谨慎，也有朋友的赞同。
那么，这位汪瑟庵到底是何许人也，能够与吴鞠通如此的心心相印呢？
原来，他也是贫寒人家出来的，而且，经历和吴鞠通特别的相似。他也是在十来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母亲带着他生活，那时的生活，简直太贫寒了，经常是吃不上饭，有次在大年三十的夜里，家里没有粮食，就和母亲各饮茶一碗，吃几根咸菜，就算是年夜饭了。
大年初一，别人家都放炮欢庆，汪瑟庵的任务就是翻开书，开始苦读！
就是这样的人，和吴鞠通怎能不脾气相投？！
俗话说，梅花香自苦寒来。这种连饭都吃不上还要读书的人，那才会真正的读懂书中的内容，就在他对吴鞠通说完“医非神圣不能”这句话以后没多久，在乾隆己酉五十四年(1789年)汪瑟庵高中一甲第二名进士(榜眼)，有的资料说是状元，这不对，我们要实事求是（汪瑟庵后来的书斋就叫“实事求是斋”），中的是第二名，但说句实话，这已经是够厉害的了，从此汪瑟庵同志平步青云，最后官至礼部尚书，而且做了嘉庆皇帝的老师很多年，嘉庆皇帝后来加授他太子太保衔，可谓功成名就。
一般做官做到了这个份儿上，跟皇帝都搞成了师生关系了，应该有些架子了吧？还真不是这样，人家汪瑟庵依旧节俭，回乡的时候，搁别人中了榜眼，那是要敲锣打鼓的，举着进士及第的牌子在街里横晃几圈，让隔壁平时瞧不起自己的阿猫阿狗好好看看的，可这位汪瑟庵回乡就是一个破马车，多了一个仆人而已，别人都以为他是落第而回呢（与诸生落第归者无异），做人做到这个份上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而且，人家在朝廷里不营私结党，“百官见之莫不肃然”，当时他还主管国子监，对学子们特好，谈话就跟父亲兄弟一样，培养发掘了好多人才。
另外从他和吴鞠通的关系也可以看出来，他当了官以后，一直和吴鞠通特要好，经常在一起讨论医学问题，吴鞠通的医书《温病条辨》就是他给参订的，还给写了序言，序言的落款是：“同里愚弟汪廷珍谨序”。
瞧人家谦虚的，还说自己是同乡的“愚弟”，那时候他已经是礼部侍郎了，就这份客气就很难得了。好多人看这个序不知道这个汪瑟庵是干什么的，以为就是一个小老乡，实际上吴鞠通的命运是和汪瑟庵联系得很紧密的。
但是，“未敢轻治一人”的意思也不是就不接触临床，吴鞠通曾经说过，他在这个时期是“进与病谋，推与心谋”，意思是说白天在看到疾病的时候是在面对着疾病思考，晚上回来是自己用心再去揣摩，这句话说明他也经常接触病例，有可能是有一些跟师实习的机会。
但是，“进与病谋，退与心谋”这句话算是流传下来了，算是中医名言之一，后世的很多医家把这句话做为座右铭，时刻提醒自己，要认真思考，各位可以把这句话抄在本子上。
就在这样的苦读与思考的过程中，十年过去了，吴鞠通到了三十六岁的年龄上，在这一年，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改变了吴鞠通的命运。
初露锋芒的时刻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呢？原来，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京师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瘟疫。
这场瘟疫来势凶猛，在很多史料中都有记载，对于这次瘟疫的治疗，当时的医生也不知道该怎么治，估计是大家开始疯狂地翻书，想找到治疗的方法，但最后只能急得干瞪眼，结果因瘟疫而死者不可胜数。
纪晓岚曾经记载到：“乾隆癸丑春夏间，京中多疫，以张景岳法治之，十死八九，以吴又可法治之，亦不甚验。”
这里面提到的张景岳，是明朝的一个医学家，按照纪晓岚的说法，看来张景岳的办法此时不大灵了（其实是大家不会应用而已，后面我们将看到吴鞠通是怎么用的），而吴又可是我们前面提过的写《温疫论》的那位，他的办法主要是使用大黄等药来泻下排毒，此时这个方法证明也不行，当然，不是说人家的办法不好，而是不对此时的这个病证。
这个时候，吴鞠通正好是三十六岁，学医已经是十七年了，怎么办？难道还要谨慎地等待吗？
其实我相信这也是吴鞠通当时正在问自己的问题，他也一定在观察着疫情的发展，观察着患者的症状。
这个时候，倒是吴鞠通的朋友们坐不住了，大家纷纷跑到吴鞠通的住处，围着吴鞠通，开始劝他：兄弟，出手吧，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都养了十七年了，怎么着也该用一回兵了！
吴鞠通还在犹豫：我的学问还不够……
朋友：啊？您的学问还不够，那边刚学两个月的都开始治病了，您要是总这么谦虚那可就没个头了！回头您学了七十年还觉得自己学问不够，那可怎么办呢？甭想那么多了，上吧！
就这么着，吴鞠通被朋友们推上了前线。按照吴鞠通自己的说法是：“诸友强起瑭治之”。
实际上这是一种客气的说法，面对如此大的瘟疫，以吴鞠通忧国忧民的性格，能袖手旁观吗？其实他是早就应该做好了上前线的准备，因此才能一出手就有了很高的命中率。
那么，吴鞠通到底是用的什么法儿来解决这场瘟疫的呢？
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医案吧，很庆幸，在《吴鞠通医案》中留下了公元1793年的几则瘟疫医案，这让我们得以一窥究竟。
癸丑年（1793）年七月初九日，有位姓刘的同志请诊，这位刘老同志六十岁了，一向好喝两壶，这在中医里叫做“酒客”，患上瘟疫以后，这些医生以为是伤寒，就给这个刘老同志解表药发了发汗，结果是导致“津液消亡”，病不但没有好，反而更重了。
吴鞠通来到刘同志的家后，一看，果然是够重的，只见这位现在开始尿血了，一尿就是半盆（各位别害怕，这是和着尿液呢，要是全是血那他就等不到吴鞠通的到来了），一问，敢情都已经尿血尿了三四天了。
再看他的脸色，脸上的颜色“大赤”（注意：这是中医的望色诊法），然后再看舌头，只见舌苔老黄，中间是黑色的（这里也要注意了，舌苔的颜色如果是焦黄的颜色，如果还很干燥，那就是体内有热的标志），嘴唇也干裂了，连吴鞠通都纳闷，怎么热成了这个样子，难道热邪就没有泻出的道路？
再一问，果然没有，原来这位已经七天没有大便了。（其实也有出路，都从尿里走了，尿血就是）
通过这一番检查，吴鞠通基本上就可以断定了这个患者的瘟疫的性质，怎么断定的呢？各位您仔细瞧了，首先吴鞠通是不知道这个病邪到底是什么，他手里那阵还没有显微镜，他只能判断这个病邪在人体的内部引起了什么，通过看脸色，查舌苔，瞧嘴唇，吴鞠通上来首先判断这个邪气在人体内引起了热证，然后他又马上判断，这个热证导致这个刘同志体内的津液快要消耗干了。
那么，为什么这位刘同志体内的热会散不出去呢？原来是由于七天没有大便，导致的气机完全的阻塞了，这个时候，需要对证处理，马上通便，中医有个术语，叫“急下存阴”，通便以后，气机通畅了，热邪就会出去，津液也就可以不被消耗干了。
各位可别小瞧这个大便，我见过多少位老人就是因为这个大便没处理好，最后中风了，一问家人，都是七八天没大便了，撬开嘴，舌苔都是黄黑的。
吴鞠通此时知道必须立刻使刘同志的大便泻下来，于是就开了大承气汤，其中减少了枳实、朴硝的份量，增加了牡丹皮（这是泻肝经郁火的），和犀角（这是泻心经之火的）。
开完了方子，吴鞠通就回家了，等到第二天再诊时，就问昨天大便泻了吗？
患者家属回答：“泻了，现在尿血已经止住了。”
吴鞠通让患者张开嘴，再看舌头，还真不错，舌头上的津液开始多了起来，这说明体内的津液已经开始保存住了。
于是有根据现在的情况，停止了使用泻下的药物，张仲景的原方就是让患者一旦泻了，就停止继续服用剩下的药物，叫“得下，余勿服”，这是什么意思？是气机一旦通了，就不要再泻得伤了正气了，《伤寒论》这本书为患者考虑得精细到如此地步。
吴鞠通就开了新的方子，是：焦白芍四钱、犀角四钱、麦冬四钱、牡丹皮五钱、银花五钱、细生地五钱、生甘草两钱、天门冬两钱。
这个方子里面清热的，滋阴的都有了，犀角、丹皮刚才讲了，好在那会儿犀角还有地方买，现在再倒卖该判刑了，金银花是解毒透热的，生地、天门冬是滋阴的，过去生地还有细生地和大生地之分，开出的方子用途是有差别的，这里面的讲究以后再给各位讲，此处让人奇怪的倒是白芍，怎么出来个焦白芍呢？
原来，过去医生认为白芍生用乏肝，炒用敛肝，而如果有血证，那么最好用炒焦的，有收敛阴气的作用，现在已经不大讲究这个了，一开方子就是“白芍”，各地药店的理解就不同了，有见白芍给生的，有给炒的，但是还是有讲究的医生，该生的开生的，该炒的开“炒白芍”。
因为吴鞠通考虑到患者曾经尿血，因此用了焦白芍，以防止复发。
这个方子陆续服用了七天，期间稍有加减，到了七月十七的时候，这个患者的情况就已经很乐观了，已经能够喝粥了（敢情原来都是挺着来着），吴鞠通来诊断后，认为邪气已经去掉了七八分，此时已经是以阴虚为主要矛盾了（阴虚甚于余邪），于是就开了新的方子。
方用：复脉汤去掉人参、桂枝、姜、枣等温热药（复脉汤，又名炙甘草汤，是《伤寒论》中的方子，用来治疗气阴两虚引起的心动悸、脉结代等证），开两付。
这个复脉汤可是《伤寒论》中的一个名方，组方那叫一个高超，我自己在学医之初曾经因为过渡劳累，心脏出现了问题，患了房早，心脏每跳七八下停顿一下，自己觉得快要告别人世了，我们那里的顶级医院经过无数次检查都查不出问题出在哪里，花了很多钱（很心疼啊），请了很多的大主任，最后无奈我回家翻开教材，看到“心动悸，脉结代”几个字，就抄下了炙甘草汤这个方子，只喝了两付药以后，就痊愈了，我对中医的信心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增加的，所以对这个复脉汤简直是太有感情了（故此多说了几句，各位别嫌啰嗦）。
吴鞠通在十九日和二十一日，又分别在复脉汤的基础上加上了生龟板、生鳖甲、生牡蛎三味药，这一加不要紧，各位，这个方子就是吴鞠通根据复脉汤创立的新的方子：三甲复脉汤，专门用来治疗热病以后阴液损伤的，此方亦留于青史，现在仍在应用。
其实，到这个时候，这个患者已经没有大碍了，现在只是调理而已，本着食疗的原则，吴鞠通在后面的方子里又加上了海参两条、鲍鱼片五钱，最后这个患者就好了。
各位该问了，吴鞠通怎么了？这海参鲍鱼还能加到药里面？再加上龟板、牡蛎，这不成了海鲜汤了？
原来，在中医里面，这海参、鲍鱼可是好东西，海参是个补养精血的东西，阴阳双补，王孟英写的《随息居饮食谱》中就论述过海参的好处，有一天我上美国的医学网站查资料，看到他们还在研究海参的抗肿瘤作用呢，而鲍鱼是补阴补血的，好在那个时候鲍鱼还特别的便宜（海边的人说过去鲍鱼壳比鲍鱼肉值钱），大家都能够用得起。
海参、鲍鱼等药是温病学家们经常用的药物，叶天士就经常地用，在他的医书里随处可见，但是徐灵胎特反对用这个，估计徐灵胎自己曾经喝过，他觉得腥膻欲呕，患者会受不了的，他还经常在书里建议叶天士自己也喝喝试试。
个人口味不同，现在还有生吃的呢，所以也不能太指责叶天士了。
而且，我还见过海参的受益者，清朝有个大医家，叫黄元御，做过乾隆的御医，他的传人在西安，叫麻瑞亭老中医，我学中医最早学的就是他的路子，他老人家活到九十七岁（现在已经去世了），还写书出诊呢，别人问他，你到底有什么秘诀啊？他一概回答：得益于海参。
他在老年时，每次感到精力不足的时候，就吃手指大海参的五根，他自己说就是这个秘诀，让他长寿，后来他还用海参来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疗效也不错。
各位在给父母养生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
大家一定也发现了，为什么吴鞠通治疗温病，使用的都是《伤寒论》中的方子呢？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聊。
现在让我们回到当年，瘟疫的情况仍然严重，吴鞠通还在面临着众多的患者，这不，又有人找上门来了。
这是个比较令人头痛的病例，患者居然是一个怀孕了七个月的孕妇，二十七岁，姓史，我们姑且称之为史女士吧，这位史女士患了瘟疫后，先请了别的医生，这位医生不知道根据什么，就一口咬定这是受寒而得的伤寒，于是就给使用了发汗的药物（这都是当年上课逃课温病考试不及格的医生们常犯的错误），结果不但没有好，感觉病情更重了；于是又换了个医生，这位头脑倒是很灵活，一看，前面的医生用发汗没有效果，甭问啊，这不是个寒证啊，一定是个热证（这个分析倒是对头了），但是他却一下子分析到另外的思路上去了，他显然是认为这是有肝胆之火，因为他给用的药物是龙胆草、芦荟等苦寒泻火之药，结果，病也没有好，反而更重了。
再看这位史女士，现在已经很危险了，具体表现已经是胎动不安了，这就意味着如果再误治，就有流产或者死胎的危险了。
这个时候，就有人推荐吴鞠通了，说这位吴鞠通可很是厉害啊，读医书都读了十七年了，应该是很有学问了，而且这些日子人家治的患者还都痊愈了，你不妨把他给请来看看。
患者的家属一想：十七年，差不多够把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来回给读两圈了，估计这位学问可能的确比较大，在这么个全民皆浮躁的年代还能有人这么读书，实在是令人佩服啊，还不赶快请来？
于是就把吴鞠通给请到了患者的家里。
这是癸丑年（1793年）七月初一的时候了，北京的天气仍然燥热，满街走过的车马扬起一阵阵烘热的尘土，吴鞠通跟着患者的家属，穿过条条街道，来到了患者家里。
等到吴鞠通一看到了这位患者，也不禁一惊，原来，这位史女士此时的病情已经很是骇人了。
只见她挺着大肚子，无力地依在床上，虚弱中带着烦躁，吴鞠通让她伸出舌头（各位注意了，舌诊是温病学家们最擅长的一个诊断方法），只见史女士的舌苔已经是正黄色的了，我们一般人的舌苔应该是薄白苔，在一般患了热病的时候，也就是能有点儿淡淡的黄色，可这位，已经是正黄色了，您想想那该是个什么样子吧，而且，就这么个正黄色的舌苔还“烂去半边”，也就是一半的都没有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诊病的过程中如果遇到舌苔只剩下一半的，或者左侧的没有了，或者右侧的没有了，那都是要慎重的（其中左右还有不同），而且这位史女士还有个恐怖的症状，就是“目睛突出眼眶之外如蚕豆大”，再诊脉，是脉象洪数，而且还兼浮。
这是个什么证啊，吴鞠通判断，这是个邪热内盛，“气血两燔”之证。
估计您该问了，既然是个热证，那前面的医生用了龙胆草、芦荟等苦寒的药物怎么就不见效呢？
这还真得跟您解释一下，在温病的理论中，像这种邪热在人体内部的情况，还真不能用大苦大寒的药物，因为苦寒的药物都燥，会更加损伤津液，同时，还有个比较严重的后果，就是“冰伏”邪热，这在临床中是可以经常见到的，就是有些中医生在现代科技理论的指导下，看到有病毒细菌感染，就使用大量的具有“杀灭细菌作用”的解毒药物，比如鱼腥草、大青叶等等，每用必五六十克以上，以“杀死细菌”，结果导致患者高热缠绵不退，病情愈重，这都是“冰伏”了邪气，对于这种情况，温病理论主张使用清透的药物，使邪热向外走，以便给身体以恢复的机会。
在这里，使用的方针仍然是“热者寒之”，但在应用技巧的层次上，温病学家们已经更深入一步了，这就是中医理论在临床中的发展。
于是吴鞠通就开了一个方子，叫玉女煎，在其中又加上了犀角。
前面我们提到过，纪晓岚曾经记载说这次瘟疫各位医家使用了张景岳的方子也不灵，其实这是大家不会用，张景岳冤枉大了，人家吴鞠通这里使用的玉女煎，就是张景岳的方子。
这位张景岳是哪位高人啊？他是明朝的一个大医家，他的故事我们以后会讲到，也是一个经历奇特的人物，对中医的贡献巨大，他创立的方子很多，这个玉女煎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吴鞠通给这位孕妇开的方子吧：生石膏四两、知母一两、炙甘草四钱、犀角六钱、京米一撮、细生地六钱、麦冬五钱。
就是这么个方子，首先上来生石膏用了四两，这么大的量，给孕妇开下去，真够让人担心的，吴鞠通这是跟哪位学的法子啊？告诉您，他是从缪希雍的书里学的，应用生石膏那是张仲景在《伤寒论》里开的一个法门，但是后世的医家不知道怎么着，都认为石膏太凉，不大敢用，直到缪希雍开始大力宣传生石膏具有透热外出的功能，可以大剂量的使用，后世的温病学家们学会以后深受其益，那叫一个高兴。
需要提醒各位的是，生石膏在透热方面非常有效，有些高烧的病人服用后很快退烧，但是如果对体虚的人，一定要配合扶正的药物才可以，比如加上党参，否则也会犯错误的（仲景的白虎加人参汤就是这个意思）。
方子中的知母可以清肺热，辅助生石膏，透气分之热。而犀角则是透营分之热的药物，温病理论把人体分为：卫、气、营、血四个层次，他们认为邪气从外之内通常是按照这个顺序进入的，当邪气到了营分的时候，再使用气分的药物就不大灵光了，于是一定要使用能够进入营分、血分的药物，把邪气透出来，比如清朝着名的温病理论导师叶天士就说过句名言，说邪气“乍入营分，犹可透热，仍转气分而解，如犀角、元参、羚羊等物是也”。
京米就是粳米，我们经常用它来包粽子，后世民国时期的名医张锡纯根据自己的体会，干脆把仲景方子里的粳米都给改成了山药，他说用了效果更好，现在好多医生都这么使用了，您别说，大家用得还都挺顺手的。
方子中的细生地用了六钱，我前面曾经提到过，过去生地这个药区分得很细，有鲜生地、细生地、大生地几种，什么区别呢？为什么在古代的医书中经常会看到这里用细生地，那里用大生地呢？
原来，这里面是有说道的，鲜生地具有明显的凉血作用，但同时它可以透热、清热，在外感病的时候用了最好，这个药在过去药店里是要常备的，现在我们的保鲜技术比古代好了，但是药店因为成本的原因把这个药给取消了（就是说技术好了，但是对病人负责任的心不好了），现在的药店经常干这种事，我曾经给患者开了几元钱的方子被药店给拒绝抓药了，因为“药量太少了”。
而这个大生地，则具有明显的滋阴作用，也可以凉血，但是它没有透热清热的功能，它只能凉，只能补阴，却不能清透。
而细生地则介于两者之间，既能凉血滋阴，又能清热透热，吴鞠通说它“细生地能发血中之表也”，所以在外感病同时阴虚的情况下使用得较多，吴鞠通对于细生地的使用是很有心得的，在他的医案里可以到处看到对不同的生地的不同用法，但是他自己好像没有过多说明为什么这么用，为了使大家看得不至于疑惑，我在这里就多说了两句，给大家说明清楚。
但是大家也就是看看，欣赏一下，因为现在的药店里已经没有这么多的品种了，只是有生地一味药，甭管大的小的粗的细的老的嫩的，就全都是它了。
方中的麦冬是清肺胃之热，保护津液用的，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麦冬也叫麦门冬，是心、肺、胃经的药，性味是甘、微苦，微寒，可以清热生津，泡好水以后咬起来甜甜的，很好吃，对于经常咽干口燥津液匮乏的人，泡水喝喝是很有好处的，顺便提一下，中药里还有一味药叫天门冬，这两个药只差一个字，而且还经常在一起用，您可能经常看到医生写方子有麦门冬若干、天门冬若干，这两味药有什么区别呢？
原来，麦冬是用在肺、胃经，但兼带心经的，它可以清心降火，它的作用主要是在上面；而天门冬是用在肺经，却兼入肾经的，它可以滋养肺经的津液，然后补入肾经，所谓助金生水也，这两个药一个上，一个下，是可以协调作战的。
再看吴鞠通的玉女煎，和张景岳的玉女煎有些不同，原来张景岳的玉女煎方子组成是石膏、熟地、麦冬、知母、牛膝，而吴鞠通这里居然给改了，变成了石膏、细生地、麦冬、知母了，而且他还经常给加上一味元参，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吴鞠通认为原方子里的熟地太滞腻，而且太温了，恐怕对病情不利，所以给换了细生地了，而且他还把原方子里的牛膝给去掉了，这个牛膝的药性是下行的，可以通下肢的经络，滋补下肢的筋骨，其中有川牛膝和怀牛膝两种药材，前者以通为主，后者擅长滋补，对于父母有腿脚不好的，这味药可以拿来仔细的研究一下，和其它药配合使用，效果是不错的，但是吴鞠通认为在这里是用不着的，因为现在患者的病是在上面，如果加入牛膝把药性引到下肢去了，那就耽误大事儿了，所以干脆，就把牛膝给解雇了。
所以各位可要注意了，看吴鞠通的书的时候，如果看到“玉女煎”如何如何的，那可不是张景岳原来的方子了，而是吴鞠通改造后的玉女煎了。
上面这个方子服了一付以后，到了初二那天，吴鞠通再来患者家的时候，患者的情况就改善了，具体的反应就是肚子里的小宝宝不再躁动了，患者本人也不再那么烦躁了，于是吴鞠通就按照这个方子，又开了三付。
到了初五那天，吴鞠通再来的时候，患者的情况又开始有了改变了，此时患者的大便不通，小便也每次只有数滴而已，而且患者感觉尿道疼痛，而且再看舌苔，已经由黄色变成了黑色，嘴唇也干裂了。
各位可以分析一下，这个病现在是变轻了还是变重了？
表面上看，这个病是变重了，因为舌苔由黄变黑了，下焦的症状开始严重了，但实际上这些都是邪气要从里向外出的表现，在温病中，当邪气从里向外出的时候，舌苔反而会由白变黄，甚至变黑，然后再慢慢地退去。而下焦症状的出现，也是邪气正在寻找外出的通路，但是由于患者身体气机的不畅通，所以阻塞在了那里。
那么，此时该怎么办呢？
吴鞠通确定的办法是：使用泻下法。
此法一出，患者的家属倒是比较的担心了，这位可是孕妇啊，吴先生您别不是给忘了吧，孕妇您用泻下法，这要是伤了胎儿，导致流产可如何是好啊？
对此，吴鞠通在经过谨慎的思考后，显得胸有成竹，他引用了《黄帝内经》中的话：“有故无殒，亦无殒也”，这话在后世被广泛流传，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解释这句话，比如当坏人劫持了一个好人做人质，如果你的枪法够好，有把握命中目标，那你就可以开枪，击毙歹徒，那人质也就不会受伤的，如果一直犹豫下去，则有可能人质就危险了（但前提是你要有吴鞠通那样的枪法才可以开枪）。
于是吴鞠通开了方子：生大黄六钱、元明粉四钱、川朴一钱、枳实一钱，然后让患者家属给熬成两杯，分两次服用，大便一通立刻不再服剩下的药。
初六日，患者的大便已经泻下了，泻了以后，患者的身体发热的情况就消失了，脉也安静了下来（脉静身凉），突出的眼睛也开始缩了回去（目睛渐收）。
这说明邪气已去，吴鞠通就又开了些“甘寒柔润”的药物。
初十日，患者的情况继续好转，吴鞠通开了复脉汤，去掉了其中的桂枝、生姜等热药（这是吴鞠通的一贯做法）。
十四日，在前面的复脉汤的基础上，又加上“三甲”，即：生牡蛎、生鳖甲、生龟板。到这个时候，这个患者就基本痊愈了，接下来就是善后工作了。
二十日，吴鞠通给患者开了个他自己独创的秘方药膏——专翕大生膏，而且开了十二斤，这个方子我以后再给各位介绍，各位听了一定会目瞪口呆的，因为里面的药现在都太贵了，其中海参和鲍鱼就各用了二斤，估计当时还不算贵，否则不会吴鞠通给很多孕妇都使用了。
后来，这个孕妇足月生出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估计当这个小宝宝懂事以后，他的母亲一定会给他讲当他还在娘肚子里的时候，他们母子经历过的这场特殊的瘟疫的故事的。
近期工作总结
在这场规模很大的瘟疫过去以后，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吴鞠通同志的近期表现吧。
吴鞠通同志在这场战役表现良好，据他在《问心堂温病条辨自序》中说“幸存活数十人”，也就是说治愈了几十人，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一般在我们的想像中，似乎是只要有一个名医存在，一场声势浩大的瘟疫就会被全部扑灭的，这基本是想像，实事上，一个医生能够治疗好周围的人就已经很不错了，当时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医疗制度，好的治疗方法还不会马上被政府拿来研究然后推广。相反，实际上很多推广工作都是医生自己去做的。所以根据吴鞠通同志的良好表现，我们可以给他打出一个很高的分数了。
这次治病，就好比是诸葛亮初出茅庐打的第一仗，对于诸葛亮的同事们来说，开战前大家觉得这事儿特可疑，一个读书人，能打仗吗？打完了仗，服了；同样的问题适用于吴鞠通同志，苦读了十七年的医书，这些理论上的东西都有用吗？到底能治病吗？结果，正是这一仗，打出了威风，打出了信心，打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经验。
现在让我们来开一个现场研讨会吧，会议的题目就是论吴鞠通同志在1793年瘟疫治疗中的表现。
首先，我们肯定吴鞠通同志的表现是不错的，这主要体现在他的理论功底太深了，真的，您翻遍中医医史，几乎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人，苦读了十七年的理论书籍，然后才大规模地治病，这，都是什么打法儿啊？像他那么一个认真的人，如果苦读十七年的话，那应该是满肚子的学问了，这从他在这次瘟疫治病的治疗方法中可以看出，通常我们治疗瘟疫都会找出一个基本方法（因为瘟疫的病情就有相似性），这个方法也经常会是一个方子，比如李东垣开出的普济消毒饮子，但吴鞠通这个却不同，他治疗这些瘟疫虽然治疗方针都是以清透为主，但是治疗方法却变化多端，就像水一样，随弯就弯，跟着病情变化，正如《吴鞠通医案》的编着者在总结这次瘟疫治疗时说的那样：“今于其证中之有证者，先生则法中之有法……真乃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总之，这次战役我们可以放心了，就凭着这十七年医书的功底，吴鞠通同志已经是一个高手了。
其次，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不足的地方，使劲的吹捧一个同志对他的成长是不利的，那我们就骨头里挑刺，找一些让我们困惑的地方吧。
前面我们说过了，这吴鞠通治疗瘟疫，怎么用的都是张仲景治疗伤寒的方子啊？什么承气汤、白虎汤的，不但是张仲景的，还有张景岳的玉女煎什么的，虽然给人家修改了一下，但那也是人家的方子啊，你吴鞠通自己的方子怎么没有几个呢？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吴鞠通在治疗这次瘟疫的时候，他的学术思想处于一个什么时期呢？
让我来给各位揭示一下吧！
原来，各位要理解，这是吴鞠通在苦读了十七年医书之后的第一次大战，此时的他，满肚子都是学问，自己的治疗思想也已经基本有了一个雏形，但无论怎么说，还是刚刚开始全面走向临床，所以还是很谨慎，所用的方法也都是成法，我给各位做个比喻，这就好比是一个武功高手，刚刚练成了无数的套路，但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独门招法，遇到了敌人，那就这招适合形意的就用招形意的，那招适合通背就用通背，又来一招适合用地趟就用地趟拳，总之都是别人的招法，但也把敌人打败了，等到有一天，这位把所有的招法都融汇到自己这里了，那他就创出了自己的迷宗拳，那就是顶尖的高手了。
我们看吴鞠通后来的诊病医案，则可以看到他已经是天马行空了，好多方剂都是自己创立的，那就是随证立法了。
吴鞠通创立的方子很多，其中一些成为了至今仍在使用的名方，比如银翘散，现在我们药店里面卖的银翘解毒丸就是根据这个方子弄的；安宫牛黄丸，现在也根据它整理出了成药，还有一些比如桑杏汤、杏苏散的，都是临床常用的方子，我们以后再讲。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药厂在挖掘古方的时候，总是把古方的名字给修改一下，比如缪希雍的“资生丸”，在被某药厂生产的时候就变成了“补益资生丸”，这样这个药就变成该药厂自己的东西了，因为他可以说我和你的古方不一样啊，名字不一样，里面的药的份量我也调整了啊，这个方子从名字到方剂都是我自己的啊，这叫差异化销售，但是这给我们寻找药物设置了障碍，许多网友问我怎么找不到资生丸，我到药店一看，把名字给改了，实际还是那个东西。
吴鞠通在这个时期对药物的使用还在不断地探索着，他对自己读到的书中的理论进行着不断的尝试，这里面有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在他的《吴鞠通医案》里，是他治疗自己的疾病的过程，很短，所以很多人看的时候忽略过去了，但是这个医案却反映了吴鞠通在这个阶段是怎么进行实践的。
现在让我们来赏析一下吧，各位先有个思想准备，别吓着自个儿。
那是丁巳年（公元1797年）的六月十三日，北京的六月已经开始热了，刺眼的阳光照射在城墙上，散射出慵懒的光线，街头一些开店铺的商贩都躲到了遮棚的阴影下，以取得一丝凉意。
吴鞠通这一年已经四十岁了，四十岁，对今天的人来说已经是一个开始走下坡路的年龄了，但对某些古人却还似乎是事业的开始，朱丹溪在这个年龄还没有遇到罗知悌呢，吴鞠通也才刚刚走出书斋，开始自己的行医生涯。
很不巧的是，今天吴鞠通自己也患了外感病，他先是被毒辣的太阳暴晒了一次，受了暑邪，然后又被风吹到，受了风邪，总之是病了，什么症状呢？是“大汗如雨，恶寒不可解”。
估计这是很多人在感冒的时候都会遇到的，一般我们会难过地躺上两天，严重了去医院打点点滴，反正七天以后如果不引起肾炎或者心肌炎什么的，那也就好了。
吴鞠通同志却不这么想，吴鞠通同志认为，自己实践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挽起袖子，开始拿自个当作小白鼠，做起了试验。
吴鞠通分析，这是个桂枝汤证啊，那么这个桂枝汤的疗效到底如何呢？（桂枝汤，《伤寒论》中的方子，用来治疗营卫不和之太阳中风证）
看来吴鞠通同志也曾经思考过桂枝汤的疗效问题，对于桂枝汤治疗感冒，很多医家有疑问，就是说用了以后疗效不是很确切，后来清代一个医家叫王清任的把话说得更绝，他说认为桂枝汤从古至今未见治愈一人（这话当然是太绝对了，应该批评）。
吴鞠通也疑惑啊，怎么办，疗效如何，用实事来说话嘛，于是就给自己开了付桂枝汤，其实桂枝汤的组成特别的简单，就是桂枝、芍药、炙甘草，三味药，再加上大枣、生姜，有的人称它为酸辣汤，酸的是芍药，辣的是生姜，大枣和炙甘草都甜甜的，总之这个汤不难喝。但是我们平时开的药量是多少呢？我们桂枝也就开个九克、十几克的，芍药的量与此相似，但是吴鞠通同志本着科研要严谨的原则，开了一个量比较大的方子，“为君之桂枝用二两”，就是用了六十克的桂枝，这么个开法儿就比较的火爆了，搁现在有的药店都不能给抓药。
结果是，喝下去以后，“毫无效验”。
吴鞠通就纳闷了，难道大家说的都是真的？难道桂枝汤对太阳中风证确实没有什么效果？不会啊，仲景方子个个疗效惊人，怎么唯独这个《伤寒论》排第一的桂枝汤会没有效果？
于是，吴鞠通显然怀疑到了剂量上，其实《伤寒论》中方子的剂量问题一直到现在还在讨论，原来的方子张仲景标注的份量是：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炙甘草二两，后世医家认为汉朝的重量单位和现在的不一样，所以桂枝三两也就给改成了三钱，也就是九克，实际情况是，有些轻些的病疗效还是可以的，但救急的重病就不行了，总是没有效果。
这个困扰也降临到了吴鞠通的头上，搞的吴鞠通同志的头老大，怎么办？这个问题可不能绕过去啊，一定要解决，这涉及到自己对张仲景教授的信任问题。
吴鞠通还真不是一般人（一般人都干不出这种事儿），他擅自决定，更改试验计划，加大药物的投放剂量（这是置小白鼠的生死于不顾啊），加大到什么程度呢？桂枝用八两。
对，您没看错，桂枝用了八两，一般人用三钱，他用八两，这个份量已经是骇人听闻了，从古至今，据我所见，这么对待自己的，除了吴鞠通，没有第二人。
结果怎么样呢？吴鞠通自己记录到：“服半贴而愈”。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付药只服用一半，病就好了。
也就是说，吴鞠通这次起效的药量是桂枝四两，一百二十克。
从此吴鞠通对用药的药量有了新的了解，这是从他的自身体验得来的。
后来，在他写《温病条辨》的时候，把桂枝汤列在了开首第一方的位置，但是用量并没有那么巨大，而是用了桂枝六钱。
可见，吴鞠通等温病学家们并不是排斥经方的，相反，他们个个都是经方的高手，他们充分地理解了经方的精髓，又加以发挥，发展了中医对于温热病的治疗理论，其功伟矣。
好的，这次吴鞠通瘟疫治疗研讨会就开到这里，咦？怎么不见了吴鞠通同志？
噢，原来，他早就来到了外面，自己在那望着星空呢。
“吴鞠通，你在想什么呢？”
吴鞠通：“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那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吴鞠通：“是啊，当年在父亲灵前发誓的情景记忆犹新啊！”
“……”
吴鞠通：“今天，我终于成为一个医生了！”
“医生，这个称号，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吗？”
吴鞠通：“是啊，你是不会理解的。”
“回屋里去吧，大家都等着你何茶呢。”
吴鞠通：“你自己回去吧，让我独处一会儿。”
“好的，保重。”
夜很深了，吴鞠通独立阑干，眼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