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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医药事业才有希望

2014-10-18 11:25:11

  据笔者观察,有的县级卫生行政管理管理部门没有设立专门的中医股或中医科,甚至好多县级卫生局没有中医专业的管理者,导致中医管理和发展在县级以下成了“自由发展”模式。

  这种情况导致县级以下中医事业成了“虚拟”式管理。比如,哪些是真正的“铁杆中医”,哪些是“冒牌中医”,哪些是需要扶持的中医......管理者心中没数。有的卫生行政管理工作人员对如何看好中医、如何评价中医疗效等几乎一窍不通,特别是有关中医药发展的方针、文件、精神等,几乎照本宣科按照文件“办事”,严重影响基层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为此,笔者建议,县级卫生行政管理管理部门应该配置中医专业的管理人员。至少要让一位懂中医的人员兼任卫生局副局长,或中医股(科)长。实在不行的情况下,可以让县级中医医院院长兼任全县中医管理人员领导职务。

  俗话说,蜂无王不归桶。一个行业没有专一管理者,必然让这个行业发展无头绪。当前,大多数地方只有地市级以上政府设有中医药管理部门,县级以下都是由卫生局兼职管理中医药事业。在管理者中没有专业人员,容易导致行业以假乱真、以讹传讹现象,影响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中医理论本身较抽象,必然导致其管理也较“难统一”。若是没有专业人员参与管理和发展,容易导致一些文件文不对题,甚至是对行业的“伤害”。在一个县内,有多少村医懂中医、中医师队伍中哪些称得上“铁杆中医”等问题对于中医外行来说,相当难鉴定。错位的认知和管理容易损伤真中医的心,最终损害的是行业发展和民众健康。

  2011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了《农村中医工作指南》,对县、乡、村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方向、目标、资金来源、人才培养等都有明确的规定。然而,2年多过去了,好多县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似乎闻所未闻,中医事业还是停留在“听从上面安排”的脚步上。这或许就是缺乏专业管理人员的原因,没有人能真正从中医发展的高度去提案、议事,导致县委、政府不能及时扭转思路去认识、发展中医药事业。

  所以,要让基层中医药事业健康、快速发展,得先解决管理“头”的问题。只有在县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普遍配置中医专业管理人员,农村中医药事业才有希望。(梅松政)

 

  设立在北京众多公立医院的“特需”和国际医疗服务,向来因“特权服务”、“VIP”等备受争议。笔者从北京市卫计委获悉,今年北京将进一步削减公立医院特需医疗规模,各公立医院压缩“特需”的情况,今后将纳入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和医院评审挂钩。原卫生部提出的医改方案明确表示应控制公立医院特需服务规模,公立医院提供特需服务的比例不超过全部医疗服务的10%。(《新京报》4月15日)

  既然“特需”并非“刚需”,在“刚需”还没有充分满足的前提下,“特需”先靠边站,的确是理所应当。尤其是对于公立医院而言,满足公众的医疗“刚需”无疑是公立医院的首要责任,这个时候,“特需”的存在,会否挤占了本该属于“刚需”的医疗资源,甚至加剧了看病难与看病贵,的确并非杞人忧天。从这个意义上说,控制公立医院特需服务规模,甚至将特需服务逐渐从公立医院中淡出,无疑有助于公立医院公立属性的归位。

  事实上,当“特需”更多与“特权”甚至“VIP”相关联,这一“特需”本身甚至意味着更大的不公。毕竟,假如说市场的多元化供给,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至少还是在市场层面上保证了基本公平的话,特权化的“特需”,则违背了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公立医院从特需服务中退出的意义,甚至已不仅仅是对“刚需”的关照。

  应该说,非公立医疗服务价格的放开,高端特需医疗服务由非公立医疗机构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满足,更让公立医院的特需服务显得没有必要,退出也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不过,正所谓“存在即合理”,特需医疗的存在,除了历史因素之外,一定程度上也反应了公众的真实需求。以报道中“患者住单间半年花费数十万”为例,尽管花费不菲,但患者及其家属看中的是诊疗环境,“院子鸟语花香,餐厅是单独的,医护人员都很尊重病人和家属,等于花钱买到了好的服务,贵点值得”,公立三甲医院的医疗技术和水平也更让人放心。至于配有独立卫生间、冰箱、彩电和沙发的“单间”,每天最低300元,即便与类似档次的宾馆相比,也并不算高。而一些公立医院的单间病房,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就很能反应公众的需求,而这一需求恐怕不能被简单归于“特需”。

  应该承认,几十年前的“特需”,如今已经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刚需”的,其实并不少见。有关“特需”还是“刚需”的分界,的确也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具体到病房而言,随着国内经济发展与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对停滞的医院病房,应该说并没有跟上民众的基本需求。曾有一位一汽大众德籍工程师在国内住院,对于陈旧的病房和落后的设备颇有微词,在多次抱怨得不到改善后,这位工程师一气之下通过关系从德国派直升机把自己接回国治疗,这也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国内医疗服务跟不上趟。

  从这个意义上说,控制公立医院特需服务规模,甚至逐渐淡出特需服务,当然是公立医院定位的应有回归。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退出“特需”的公立医院服务只能倒退回质量低劣的“刚需”。恰恰相反,退出“特需”,公立医院应有更多的资源用于提升对于“刚需”的服务水准与质量。而对于医疗服务“刚需”的升级提档,同样应当是公立医院退出“特需”的题中应有之意。(武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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