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致重先生的文章“告别西化实现中医梦”（载于2013年3月28日第3版，以下简称“李文”），借口反对“中医西化”来否定中西医结合，实为荒谬之极。近20多年来李先生发表的所有论文主要只有一个内容，就是否定中西医结合。现在只是在其原来写的论文直接否定的“中西医结合”后面，加上了“名义下的中医西化”几个字而已。奇怪的是李文还借一位外国教授的话来篡改中医学的历史，他说，“正如德国慕尼黑大学著名教授M.波克特先生2005年5月在北京的一次学术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中医是成熟的科学，而且在两千五百年前，就达到了成熟科学的水平。’”何为“成熟的科学”，2500年前中医算是“成熟的科学”吗？相信略有中医史学基本常识的人都可以作出确切的回答。
众所周知，《黄帝内经》可以算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奠基之作，而现在还没有2500年前《黄帝内经》已经写成的史料。据历代医史学家的考证意见，其成书最早的年代可能为从公元前400多年的战国至公元前200多年的秦始皇建国之后，但最多的学者意见则是公元前100多年之后的西汉中后期。至少，2500年前中医就达到了“成熟的科学”说则是毫无根据的。
中医科学的成熟，一是基于实践的重大突破，二是哲学的发展为总结医学理论提供了新的框架；三是借鉴和切入了新的科学方法和新手段，为中医基础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创新渠道。自《黄帝内经》以降，中医基础理论至少有三次大的变革。
第一次是成书于1700年前的《伤寒论》，这是最重大的变化，甚至可以称为理论范式的改变。如果说，《内经》是以阴阳五行为骨干的理论整体性思维范式为特征，而《伤寒论》则是六经为架构的经验个例性范式。《伤寒论》比之《内经》实用性更强，重视个例的实际经验，重视操作的精确性。以《伤寒论》为标志的经方学，实际上是对《内经》的经学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其突破的主要原因是临床经验尤其是方药应用的丰富，才使得中医有了资格称为医学。
第二次改变是“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宋代医学家受理学的求新意识的影响，也大破尊经意识，敢说《内经》不是黄帝所著，以后的医家也敢怀疑《伤寒论》条文的编次而有错简派与旧论派之争。哲学观念的改变和实践的发展，医学家遂对《内经》和《伤寒论》都突破而自立门户，既开辟了各家学说，又以刘完素主火论为据，创立了温病学派。孙一奎、赵献可、张景岳等人都以太极图为据创立了各自的命门学说，这也是对五行学说的一次重大突破。其中许多学说的理论，已属于今天我们学习中医学基础的重要内容，因此也可以视为中医学的进一步成熟。
第三次突破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实验研究的开展，增加了理论创新的动力机制。基础性研究的目的就是认识现象和揭示规律。规律一般分经验归纳性规律和因果必然性规律。《内经》和《伤寒论》等经验总结加哲学框架发展的理论所揭示的规律，具有与某些学科的理论有重复性、类同性或相似性的经验陈述，特异性不高。而运用现代受控实验方法创立的某些理论，因是由其自身内在性所决定，在受到不同外部因素制约的存在条件下而出现相应的不同反应的结果，以其表达普遍—特殊—个别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因果性规律。可以说，运用科学实验所揭示的理论更具有普遍性。几十年来，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者，以多种实验手段研究证，用建立动物模型方法研究证，旨在探索中医学基础理论中的因果必然性规律，是迈开了突破经验医学向实验医学发展的第一步。这就是中西医结合的主要实践过程。应当说这一过程也是使中医学走向成熟科学的一大步，当然其中走了许多弯路，其结果也远非如意，尚没有很多具有可检验性、精确性、逻辑性、可重复性的实验研究和临床研究的报道，有的是搞实验形式主义，甚至曲解了中医学理论。但是，中医学仍然应坚持不懈地探索实验方法，期待着创新，这也是中医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总之，中医现代化实现之日才是中医科学真正成熟之时。
李文其他观点如“中西医学研究对象不同，面对的是两种人”、“中西结合的概念不能成立”、“是一场没有起跑线的田径赛”等说法一如既往，已经重复了20年，不值一驳。例如当一个患者从中医医院看了中医后，又进了另一家医院看了西医，难道就变了成“两种人”？但凡有一点实事求是精神和科学理性的人大概都不会相信他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