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发展历史、改革开放政策及效果评价、科技成果转化及企业中长期战略管理。2004年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医典籍研究及英译工程”秘书长，触及中医药领域。2008年开始任中医药国情调研组执行组长。
●“安全”的要义，重在对危害的预测和预防，而不在事后处置。中医药主张“上工治未病”、要“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在预防医学领域从创发年代到体系完整程度等多个方面遥遥领先于国外。这可视为中医药为我国民众事前提供的健康安全保障。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是生态文明理念的三大基本构成要素，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核心构成部分的中医药无疑是全球医药领域内体现此三大要素最为全面的“典型范例”。
●中医药“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以及由此生发的“天人相应”、“道法自然”等方法论，对于新时期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价值不仅在于对具体方法和技术的指导，更重要的在于对把握基本方向和根本原则的指引作用。
安全战略
民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立国兴邦之本，中医药为此提供了双重安全保障
“国以民为本”、“安民保民”是治国第一要务。对民众而言，惟有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有保障，对生活、事业的追求才有意义和价值。为此，选择涵养身心和防治疾病的方法手段的重要性凸显。人类行为学的知名分析方法——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也将生理需求位列第一，安全需求位居第二，其他等次排列。据此可见，对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性的认识是国际共识。
中西医药都是人类防御疾病侵害的有效手段，之所以说中医药是我国民众保障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战略工具，不仅是因为和对照事物相比较，中医药的治疗理念和方法手段更“法于阴阳、合于术数”，由此带来保留药物活性、避免耐药性、控制毒副作用和综合预后等方面的一些优势，增加了微观、技术层面上的安全含量。更重要的是：中医药是我国自主原创，且经历五千年漫长岁月、亿万人世代相传的生命实践检验的一个完整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系统。尽管近代以来中医药多次遭受打击压制，但毕竟是数千年光阴和亿万人心血合力浇铸所成，绝难被轻易扼杀。从而就在灾难病害肆虐的关键时刻，为我国民众提供了一个卫护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格外可靠、可信手段。在刚刚流逝的岁月里，我们看到：在现代医学还没有确认病毒病菌种类之时，中医药已经打响了与SARS的战斗，而且没有给患者造成后遗症危害；当国家为用进口药物防治全球重大流行疫病不得不拨发数十亿资金之时，中医药已用两千年前和两百年前的经典方加减重组，花费不到2000万就研发出疗效更胜一筹而价格却不及进口药物1/4的普及用药。
“安全”的要义，重在对危害的预测和预防，而不在事后处置。备选方案、实施手段的多寡和自主可控程度是判定“安全”程度的关键。对身体健康，中医药高度重视日常养生保健，主张“上工治未病”、要“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在预防医学领域从创发年代到体系完整程度等多个方面遥遥领先于国外。这可视为中医药为我国民众事前提供的健康安全保障。同时，在治疗疾病方面，中医药有明显区别于现代西方医药的特色优势，又为和病魔斗争，捍卫生命的尊严和权利提供了事后的生命安全保障。既然中医药知识原理为我国原创，所用方法和物质手段我国又拥有极高的资源自主性和可及性，故此从丰富可选方法手段以及确保所选方法手段的自主可控程度两个方面极大地提高了我国民众的生命安全保障程度。
除民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之外，中医药还为我国民族文化、经济等多个领域提供了安全保障
除了为养生保健和防治疾病提供安全保障之外，中医药作为“安全”战略工具的价值还有很多方面。以下从直接到间接略加陈述。
近来，食品安全已成热点中的热点问题。“民以食为天”、“病从口入”，一语道破天机。在构成“现代疾病”的各类生理疾病中，“食源性疾病”可能是最普遍最经常的。一日三餐，无论是植物源性还是动物源性食品，甚至在呼吸、饮水过程中，我们极易摄入过多的化学和生物学有害有毒物质。难道没有现代人工化学合成的肥料、药物和“添加剂”，没有现代生物学制造的激素、抗生素，我们真就生产不出“放心食品”了吗？！且不说我国农学在古代曾领先世界，助力了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就是现今在我国依然有不用丁点化肥、农药、兽药而全面坚持使用传统农用（植物、动物）中医药的生态种植、养殖业存在。事实说明：“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农用中医药与人用中医药同宗同源、同理同法，如能认真重视和切实恢复农用中医药在种植业、养殖业中的使用，食品安全程度必将有大幅度的提高。
中医药和儒、释、道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只要中医药的理念、方法还存在、还被认可和运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还依然存在。事实证明：中医药的确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近年来，由于党中央、国务院重视和引导，不仅中医药呈现出蓬勃生机，而且带动了“国学”的复兴。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复兴，而中医药是传承、传播、推广、应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有实效的途径之一。因此，中医药也就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安全屏障之一。可以说：中医药兴则民族文化、文明兴，民族文化、文明兴则中华民族兴。
在经济产业方面，我国是中医药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体系的原创者，因而中医药的产业基础、产业竞争力和产业市场是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的辽阔疆土之中，和亿万民众的起居饮食、生老病死紧密相连的。从而产生了中医药和其他产业尤其是现代引进产业明显不同的“本土性”或曰“根性”，当我们在“以市场换技术”的认识误区中陆续痛失了一些产业、行业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的同时，中医药作为一个以中华传统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为基础的民族传统产业，虽然让试图全面控制我国医药市场的跨国垄断企业“如鲠在喉”，但却难以被轻易攻克、夺占。保护中医药产业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也是保护我国民族产业安全的重要任务。
以上所述种种，鲜明地表明了我们将中医药作为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组成部分的缘由。
生态文明社会战略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新时期一切工作包括医药工作的战略导向
如果说“生态”是生存状态的中心表述，也没有明确的行为主体所指，“生态文明社会”则不同：不但明确了社会总体是行为主体，而且为社会总体的生存状态赋予了鲜明丰富的“生态文明”性质。以我国具体情况而言，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形象目标就是“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可以“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美丽中国”。而在当前“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下，要实现这一目标，举国上下都“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作为一种战略目标、战略路径和战略举措，将之“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并且“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简言之，生态文明作为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必须建立在社会总体（包括国民整体和个人）对生态文明的深切认同基础之上，并全面体现在思想意识和行为举止之中。作用于维护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医药领域无疑是其中关键一环：一方面，生态文明程度的高低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程度有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医药领域的理念认识和方法行为对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也存在直接影响。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是生态文明理念的三大基本构成要素，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核心构成部分的中医药无疑是全球医药领域内体现此三大要素最为全面的“典型范例”：
在理念方面，中医药生命观的基点“天人合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认清了人是大自然的产儿而不是造物主，对天地应有敬畏、尊重之心；健康观、疾病观和方法论的“天人相应”、“道法自然”，意识到人和自然相互感应，应采用符合自然规律的方法来卫护健康和防治疾病；在医药物质手段的运用中又有“相生相克”的关系学认识，提示人们：虽然每个物种都有其独特之处，但在生态系统中是和其他物种互相依赖、彼此制约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和则相生”，主张人类应该珍爱生命，和自然界各种生灵和谐共处。
在实践方面，养生保健，中医因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四季变化规律顺势而为。并指出“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主张从日常注重自身心境行为与自然环境转换、人际环境改变之间的关系调适来缓解精神压力。防治疾病，首先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充分顾及时空环境因素和人体个性差异，辨证论治，其次，中药取材于天然植物、动物和矿物，讲求道地和取用有法有度，以“四气五味”分其药性，又以多种炮制方法使其减毒增效，得以更好发挥“升降沉浮”、“归经”等机理作用，最后遵循“理法方药”、“君臣佐使”等由宏入微、主从有序的逻辑和规律灵活变通行医用药。可谓是事事、时时、处处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关系。
现代生物学研究证实，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用了数百万年时间来接触、了解、辨别和应对各种自然环境和自然物质，从而具备了对自然环境和自然物质“天然正确”的反应功能。消化酶的高度催化功能和专一性就是重要表现之一。而人为制造环境往往不利于人体正常发育和健康成长，人为制造物质非但不易被人体消化吸收，更不能被自然环境降解转化，极易产生难以治愈的人体和环境危害。因此，纠正前一时期对中药资源过度开发和不当扩大使用范围的错误行为，真正按照中药的天然物属性和生长规律，严格采集和种养方法，合理控制药材生产规模和使用方向，把中药资源作为战略资源来管理，对于修复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中药产业的生态战略价值至关重要。
精神文明也是生态文明构成要素，“大医精诚”是构建新时期人际生态和谐的突破口之一
必须强调指出：仅从物质层面理解生态文明的含义和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目标是不够的。“生态”并不局限于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涵盖了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所以生态的和谐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和谐，而且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思想意识、精神境界层面的和谐。因此，生态文明必定是自然生态文明和社会生态文明兼具叠加的文明形态。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离开精神文明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物质文明，更不可能有真正的生态文明。单纯用金钱和生活资料的丰歉程度来评价物质文明的程度，必然导致“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
认真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党纲国策，就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日常生活和工作之中，包括医药卫生工作之中，而其中尤应重视的是当代医药领域内精神层面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医药历来强调对行医用药者的精神境界和职业操守的要求，从《黄帝内经》的“天复地载，万物备悉，莫贵于人”，到唐代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再到明代李时珍的“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中医药“医乃仁术”的核心医德观一以贯之，是医药领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正确导向。前一时期医患关系紧张局面的产生，既有医疗领域过度市场化的外部影响，也有从业人员对自身精神文明、医德医风要求不严的内在因素。配合医改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在合理制定和实现医药从业人员应有待遇同时，大力加强继承和弘扬中医药良好医德医风的工作，必将对医患关系改进产生有益影响，不仅为医药领域生态文明建设，而且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人际关系领域的推进发挥极具示范意义的作用。
以上所述表明：从理念到实践，从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到人与社会、医者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中医药都符合生态产业和生态文明社会构建者的特质，对我国生态文明战略的实施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科技创新战略
中医药是新时期我国实现自主原始创新最具潜力的领域
个别专业人士强调：中医药和西医药在16世纪以前并无重大区别，而当代的中医药和西医药之所以存在明显区别，是近代以来西医药在跟随时代进步，而中医药因循守旧，落后了。把以物质为中心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当成时代进步的唯一或首要标志，这一观点虽有失偏颇，但的确陈述了一个事实：当代西医药学实质是以近代自然科学尤其是实验科学的诞生为起点，以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为主要依托形成发展而来的。这也是那些认为只有西方现代自然科学才是唯一科学的人士坚决否认中医药是科学的最根本原由。然而一旦我们回归到科学的最基本定义，如：“科学是如实反映客观事物规律的分科知识体系”、“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作出结论”等的时候，又有谁能否认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医药学也“揭示了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并建立了系统的知识理论体系和有效的应对方法技能体系”这一事实？！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党的十八大又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强调了科技领域“中国特色自主创新”对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作用。
不少科学家认为：21世纪科学技术的主要发展将体现在信息、生命、航天和新材料等领域。医药学与生命科学直接关联，极有可能成为热点之一。而西方发达国家医药界的最新研发动向同样表明：在经历了二百年的深度研发和高速发展后，以医者为中心、以病灶为靶点的对抗医学连同以人工合成为主的化学药物和外科创伤性手术的局限性已经暴露得比较充分，寻找新的医药理念和方法迫在眉睫。世界卫生组织关于21世纪医学发展方向的归纳准确表达了有关认识，即：应该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发展，从重治疗向重预防发展，从对病原的对抗治疗向整体治疗发展，从对病灶的改善向重视生态环境的改善发展，从群体治疗向个体治疗发展，从生物治疗向身心综合治疗发展，从强调医生的作用向重视病人的自我保健作用发展，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发展。任何对中医药有所了解的人士都不难据此判断：传承千年如今依然活跃的中医药从理论到实践都已经是当今世界各个医药学体系中最为符合上述八个发展方向的。以中医药基本原理和自身发展规律为立足点和出发点，针对我国和全球医药学的发展需求，坚持在继承基础上的自主原始创新，是我国中医药界和科技界落实国家科技创新战略亟待准确认识和妥当把握的一项重要课题。
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尽管由于受过度追求物质财富积累所产生的“多因素生态、生活方式”影响，人类的疾病谱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产生了一些具有较强传染性和较大危害性的、甚至是人畜共患的新型流行性疫病，同时，精神心理疾病也因利益竞争加剧、人际关系紧张而呈现异样高发趋势，但中医药依然大有作为：从介入“非典”治疗获得“零感染、零转院、零死亡和零后遗症”的优异疗效，到用经典方加减重组、低成本研发防治“甲流”的有效、低毒、少副作用的中药组方“金花清感方”；从将砒霜成功运用于治疗白血病获癌症研究创新成就奖，到发明“青蒿素”为数百万患者解除疾患痛苦获“小诺贝尔”拉斯克奖；直至最尖端的航天医学内的中医药应用，这些具有突出应用价值的科技成就，每一个从根本上都离不开对传统道地中医药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的深入理解、准确把握，是我国医药科技领域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关系，实现自主原始创新的典型范例，为我国今后在临床治疗和药物研发方面更好地坚持自主创新指明了正确方向。坚持这个正确的方向，中医药就一定能成为我国在世界科技领域尤其是生命科学和医学科学领域底蕴最丰厚、潜力最巨大、成效最突出的自主原始创新之剑锋。
中医药哲学观和方法论对科技创新的基本方向独具重大指导意义
对科学技术基本属性的认识必然建立在一定的哲学观之上，而科技创新发展采行的方法路径也必然从基本哲学观衍生而来。在近代以前漫长历史时期中，种植和养殖业是人类依以生存的主要手段，经年累月与自然界万事万物的交往实践使人类意识到自身能力相对于自然力量的微不足道，因此更多地把接触、理解和适应自然作为奠定认识基础和寻求能力发展的目的与途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成为人类切身领悟的根本生存之道、“天下大道”。然而，以蒸汽机和电气技术的发明为代表的近代工业革命，在让人感觉自身创造力似乎具有无穷发挥空间的同时，又带来了物质财富的迅猛增加，于是人类的想像空间和物质欲望急速膨胀，“人应胜天”、“人能胜天”、“人定胜天”的信念逐渐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传播蔓延，对自然的崇拜逐渐被对科技创造力的崇拜所取代，人类开始以宇宙主宰自居，在极个别科技领域甚至出现了违背自然规律、突破人伦道德底线的“创新”尝试。
无论是发达国家已有的经验教训，还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实践都告诉我们：面对无边无际的宇宙和气象万千的自然界，在迄今为止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任何历史发展阶段，即便是借助于日新月异的科技手段，人类对宇宙和自然界的认识能力都是有相当局限的。我们已经完全理解了的自然物质、自然现象、特别是自然规律远比我们还没有理解的要少得多。就连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可能也还更多地处在物质构成的初级阶段。这既是坚持科学开放性和民主性之所以必要的根本理由，也是真理相对性和渐进性之所以存在的根本理由，而科学和真理的实际魅力也就在于此。那种认为人可以对自然为所欲为、予取予求、贪得无厌的主张和行为，正是造成全球性“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的罪魁祸首。
“十八大”把科技创新放在“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的高度，提出必须将其“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明确了科技创新的作用和地位，随之需要明确的就是科技创新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方法。直观地说，在真切感受到大气污染对“吐故纳新”的威胁，食品安全对身心健康的危害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而且必须达成一个社会共识，那就是：新时期的科技创新必须以人民群众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必须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符合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的原则，必须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美丽中国”的目标。在此，我们又看到了中医药“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以及由此生发的“天人相应”、“道法自然”等方法论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人类永续生存法则之间的高度一致。中医药的基本哲学观和方法论对于新时期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价值不仅在于对具体方法和技术的指导，更重要的在于对把握基本方向和根本原则的指引作用。
思想没有深度，视野就没有广度；认识没有高度，行动就没有力度。当我们为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取得的成就欢欣鼓舞，为实现党和国家所描绘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丽中国”蓝图而踊跃争先的时候，准确而充分地认识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瑰宝的中医药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在当今乃至未来我国医药、经济、文化、安全、生态文明和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所具有的内在战略特性和战略价值，就要认真落实宪法“发展现代医药和祖国传统医药”规定，切实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把“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作为推进医改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健康保障体系和医药卫生体系的关键工作，广泛调动和合理运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历史遗留下来的困难和解决新环境下产生的问题，如此，我们就不但能够开创中医药全面深入持久复兴的新局面，而且让中医药的复兴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重要手段，为实现全民族的“中国梦”做出实实在在的巨大持久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