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中国的地图像一只公鸡，公鸡尾巴在地图的西北角上，那地方是阿尔泰山脉。新疆阿勒泰地区哈萨克医医院就在阿勒泰市公园路92号，离乌鲁木齐700公里，离北京4300公里。
阿勒泰地区哈萨克医医院建于1985年，是国内建立比较早的一所民族医院。由于它地处边远，交通不便，人们对哈萨克医药和哈医医院的了解都非常少。现在情况有很大改变。大家知道新疆有个旅游胜地叫喀纳斯，有人形容喀纳斯是“人间最后一块净土”。这喀纳斯就在阿勒泰地区。从乌鲁木齐出发，飞机在阿勒泰机场降落，去喀纳斯方便多了，去哈萨克医医院就更加方便了。
哈萨克医药历史悠久。从远处说，它与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373)有直接联系，因为希波克拉底曾在塞种部落中生活过，吸收过塞种人的哲学思想和文化滋养，而塞种人是哈萨克人的祖源之一。在古希腊，塞种医生备受欢迎。哈萨克医学的“六原学说”，即天、地、明、暗、寒、热，与亚里斯多德的四大基本物质(水、火、土、气)和万物“四性”(干、冷、湿、热)非常相似。希波克拉底被哈萨克族祖先称为“吾鲁可曼卡克木”。民间的哈医在行医时总要祷告说，“这不是我的手，这是吾鲁可曼卡克木之手”。对希波克拉底的崇拜，于此可见一斑。
哈萨克医学有一部自己的医典，名《奇帕格尔巴彦》，汉译名《哈萨克医药志》。作者乌太波依达克·特列吾哈布勒于1388年出生于哈萨克斯坦的杰特苏。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医生，一生致力于医学研究，未曾结婚育子，据说他发现了预防天花的疫苗——牛痘苗，比1796年英国乡村医生琴纳发现牛痘苗要早350年。由于他医术高明，被召作宫廷御医并负责编写医书。但当《哈萨克医药志》编成之时，战争爆发，艾孜加尼别克大汗被杀，乌太波依达克死里逃生，《医药志》也秘藏起来。一直到现代，经阿勒泰地区哈萨克医医院多方寻找，于1994年12月由他的第32代嫡系子孙贡献出来，并由新疆科学卫生出版社首次排印出版。汉文版估计今年年底即可问世。
哈萨克族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我国有10个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即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他们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因此，我们一方面可以把10个信仰伊斯兰民族的传统医药作一个整体来研究，了解它与西亚和古希腊传统医药的联系；另一方面，在汉译《哈萨克医药志》的时候，把伊本·西拿(阿维森纳)的《药典》也翻译过来以便对照和借鉴。我的印象是在我国的传统医药中，维吾尔医药、哈萨克医药、回回医药与伊本·西拿的《医典》有密切联系，近年来对维吾尔医药和《回回药方》的研究，都追溯到古代阿拉伯医学家伊本·西拿的身边，而且和古希腊医学之间搭起了桥梁。伊本·西拿的《医典》后来成为西医，的基础理论。《哈萨克医药志》同样重视药物试验、动物实验和尸体解剖，用“六元学说”解释人体生理、解剖、病理、病因、诊断、治疗、药物各个方面，与后世的西医颇为接近。倒是《回回药方》的基本框架，还是中医学的体例和处方特色。
为了弄清楚《奇帕格尔巴彦》的文化背景、医学体系及其作者乌太波依达克的身世经历，现任阿勒泰哈萨克医医院院长王仁(哈族，北京中医学院毕业)认为很有必要到哈萨克斯坦作一次考察并商讨双边合作事宜，只是迫于医院资金有限，出国考察目前尚有困难。我很支持王仁的想法，我们对少数民族的传统医学，本来就研究不够。而对人口较少或十分边远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认识更加不足。这种跨国的考察和研究，实在非常必要。阿勒泰地区哈萨克医院虽然已建立22年，但领导部门很少有人去过，上级对它的支持是相当有限的。
我国有2．2万公里陆地边境线，其中1．9万公里在少数民族地区，周边与15个国家即朝鲜、俄罗斯、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缅甸、老挝、越南等国接壤。我国的少数民族大都居住在边疆地区。有20多个民族跨境而居。有些民族在我国是少数民族，在邻近国家可能是多数民族。发掘、整理这一类传统医药，眼光更应该放大一些，国际合作也需要扩大一些。中医史上所谓中西医药文化交流，首先是民族医药的内外交流，民族医药是中西医药文化交流的口岸和长廊。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长期以来，在广大民族地区，民族医药方面双边和多边交流了什么?其学术成果是什么?在历史上留下了哪些影响?这难道不是《中国医学史》的重要篇章吗?
以中医学而言，中医学是以汉文化为基础的中国传统医学的代表，它在发展过程中吸纳了周边地区和周边国家的医药文化，从而丰富和提高了自己。各兄弟民族和周边国家也广泛接受了中医学的影响而得益匪浅。事实上，各个民族医药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背景和独特的医学理论，只是经验积累的程度和理论体系的水平各有不同罢了。这一点正是我们强调中国传统医药文化多元性的根据。基于这一点，才认识到民族医药并非是中医学的某个分支或某个组成部分，而是中医学平等相待的姐妹；才认识到今天中国的中医药管理机构、中医药科研、教育机构之所以冠以中医药之名，都具有“长兄代父”的性质和义务。由此可见，对我国传统医学的继承发展，必须全面考虑，统筹兼顾，总体安排。如果囿于成规，不见全局，犹好比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那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医药卫生事业这个伟大任务中，事业总是有伪，特色可就没了，人民也就很不高兴和很难满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