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去年1.33亿的诊疗人次，六成多集中在医院，选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不足三成。近来广州市政协举行专题调研辅导会，广州市政协副主席、广州市卫生局局长陈怡霓，就今年市政协“进一步深化医改，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效能”的主席会议协商专题给委员们上课。在课上，陈怡霓公布了多组广州各级医疗机构的大数据。她认为，治疗“看病难、看病贵”这个顽症，“处方”是建立分级诊疗机制。
既然七成多市民门诊选择大医院，自然也就不难解释大医院为何人满为患，当就诊需求扎堆于有限的医疗资源上，遭遇“处处排队，一床难求”等看病难的尴尬，自然也就不难预期，称之为“大医院病”，恐怕也并不为过。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分级诊疗机制作为治疗“看病难、看病贵”的处方，的确是药对其症。不过，分级诊疗机制，其实并非新鲜话题，而是老生常谈，无论是小病回社区，还是社区首诊制，类似的尝试，也早已有之。那么，何以现实却是七成市民仍然扎堆大医院，看病难局面依旧尴尬呢？
不可否认，这背后的确也不乏思维定势甚至固有偏见。现实中，一些地区的基层社区医疗服务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但却并未获得公众的认同。一些医生的家属甚至已经因为难忍大医院的人满为患而选择社区医院，但相当数量的公众，却仍然不愿意“委身屈就”，“大医院病”愈演愈烈的背后，的确有固有成见需要打破。
只不过，即便大医院扎堆一定程度来自偏见，却也并非全无道理。毕竟，与其他商品和服务有所不同的是，事关健康与生命的医疗服务，其实很难简单地通过市场竞争或是差别定位来分流不同的人群。既然没有人愿意拿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冒风险，选择相对更可信赖的医疗机构，必然是公众就诊的选择。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相对实力薄弱、医疗服务人才缺乏的卫生院虽然资源相对空闲，但公众却仍然更愿意扎堆大医院。背后的原因，正在于大医院的医疗服务实力，尤其是医疗团队与人才上的差异。
而对基层卫生院而言，相比硬件的投入对于资金的需求，人才队伍的培养，却并非花钱就可以搞定。这方面，更需大医院与基层卫生院如形成共建合作的机制，在人才与资源的共享上，让基层卫生院的医疗服务管理水准得以提升，并就近惠及周围的患者，将基层卫生院医疗资源的辐射效应和惠及面扩大，无疑是对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是对当下医疗服务两极分化现象的纠偏。此外，为了形成有效的分流引导，在药费以及诊疗费用的优惠上给予基层医疗机构更大的灵活性与补贴，让医疗服务的价值有市场化的体现，引导患者按需就医，同样是实现诊疗分流的必要价格机制。
基于上述几点，为“大医院病”开出分级诊疗的“处方”，当然没有开错药，但这剂对症“处方”要想兑现其疗效，除了想方设法对患者作必要的引导之外，重视并做强基层医疗，让其真正获取广大公众的信任，仍然是至为关键的前提。(武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