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早期医学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绝对不是既无理论，也无治法的“零散经验积累阶段”。扁鹊秦越人所处的赵简子时代，他的老师长桑君把自己珍藏的“禁方书”“尽予扁鹊”。
从马王堆汉墓、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大量古书都没有书名，老官山汉墓考古发现10部医书也没有书名来看，扁鹊的著作，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没有书名，即使流传到了汉代也不会有书名。
《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扁鹊《内经》《外经》是刘向的“创意”。既没有书名，也没有篇名的扁鹊著作，能在流传了几百年之后被人们辨认出来，靠的主要是师徒传承的脉络不绝。
原创于扁鹊的学术流派，在汉代也逐渐分化。王叔和既整理张仲景的医学著作，也重视对扁鹊医学的发扬，所以他在《脉经》卷五之中，大量引用了原创于扁鹊的医学著作，为探索扁鹊的医学成就，给后人留下了有迹可循的线索。
2013年底和2014年初，《中国中医药报》连续报道老官山汉墓考古发现的10部医书。有专家称这批医书是扁鹊学派的著作，也有专家说认定其为“扁鹊学派失传医书”为时尚早，需要仔细研究、甄别，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
笔者对此也持慎重态度，并希望通过对扁鹊著作的研究，探索中医药理论形成的过程。扁鹊，也就是生活在春秋末期的秦越人到底有没有著作？假如他有著作，其形式结构应该如何？毫无疑问，扁鹊的著作，必须符合当时的著作体例。
春秋末期 私人著作刚刚兴起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之中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自古以来，学在官府，没有民间私人著作。考古所见的甲骨文、钟鼎文，都是官府史官之类的官员，对于事实的记录，六经都是记载先王治国理政业绩的有关文献。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峰起，百家争鸣。《汉书·艺文志》说：“诸子出于王官，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事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先秦诸子的著作，既继承了此前官府政典的精华，也阐发了诸子对于当时政治形势的观点。虽然春秋之前也有“个人观点”，但是流传下来的文献却寥若星辰，非常罕见。春秋战国时代，中央集权政治逐渐解体，列国诸子发展图强的政治主张，开创了空前的繁荣局面，学术著作随之出现并逐渐流传于后世。
余嘉锡《古书通例》说：“春秋之前，并无私人著作，其传于后世者，皆当时之官书也。其他诸子，在三代以前者，多出于依托。”我们现在见到的比较早的诸子著作，比如《道德经》《墨子》《孙子兵法》《论语》等，大都出现于春秋末期，《管子》虽然署名管仲，其实是其门人弟子加以整理而成书于后世。
孔夫子宣称自己“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他只整理前人的著作，而自己不亲自创作写书，但是由此可以反证当时“作而不古”的著作，在社会上已经有所流传。
医学著作的形成应当早于先秦诸子
诸子的著作，必须先有诸子其人，然后才能有诸子的著作，医学著作则不是这样。因为医学的历史非常悠久，甲骨文之中也有很多医学内容，春秋之前就有专业医生，他们的医疗经验、医学理论、病例验案或治疗效果的考核记录等，都可以成为医学著作。
记载于《左传》之中的早期医学家，有齐医、晋医、越医、秦医，都比扁鹊生活的年代早。《左传》书中既有对他们事迹的记录，也有一些学术理论的探索。比如秦医缓关于病位膏肓的难治性，以及针灸、药物的治疗大法，医和关于六气“淫生六疾”的长篇叙述，越医关于血气与健康关系的判断，晋医关于药物毒性的把握，齐医对于齐侯疾病死期的预料等，都说明春秋早期医学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绝对不是既无理论，也无治法的“零散经验积累阶段”。
扁鹊秦越人所处的赵简子时代，他的老师长桑君把自己珍藏的“禁方书”，经过十余年的考察，“尽予（全部传授）扁鹊”，也说明长桑君手里不是一本书，虽然他的书来自于“宫禁之内”，不属于自己原创、原著，不能私自传授给民间人士。
长桑君敢于打破常规，像普罗米修斯盗火种那样，偷偷地把“禁方书”传授给扁鹊，并嘱咐秦越人“公勿泄”，扁鹊也郑重承诺严守秘密，绝不外泄禁方书的内容。但是，他们实际做的都是“凡规矩必有例外”，都把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进行了适当的传授。
扁鹊师徒学术传承的过程，就像《素问》之中岐伯与黄帝经常困惑与讨论的那样：“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慢泄天宝。黄帝为了天下臣民的健康，经常渴求医药知识：“余诚菲德，未足以受至道；然而众子哀其不终，愿夫子保于无穷，流于无极，余司其事，则而行之，奈何？”面对“黄帝”苦苦的哀求“可得闻乎？”岐伯虽然明知“此上帝所贵，先师传之”，但是为了“明道”，他不止一次，并且不厌其烦地给黄帝讲述了自己所掌握的医学知识。
这种表面上“不守信誉”的讲授，为的是薪火传承的大业千秋不绝，这也正是扁鹊不得不写著作，不得不传授医学知识的原因。
扁鹊的著作没有书名也不写作者
北宋词人叶梦得《避暑录话》说：“古书名篇，多出后人，故无甚理。老氏别《道德》为上下篇，其本意也。若逐章之名，则为非矣。惟《庄》《列》似出其自名。”
王国维先生说：“《诗》《书》及周秦诸子，大抵以二字名篇，此古书之通例，字书亦然。”
余嘉锡《古书通例》说，古人的文章，不像后世的著作，都是“因事为文”，因此，书成一篇，就流行一篇，后人加以收集整理，才汇集成书，所以用作者“某某子”命名其著作。由于古人著作都是“因事为文”，所以开始流传的时候，经常是既无篇名，也无作者，更无书名。这一情况，在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代，还一直是这样。司马迁提到韩非的著作时，说其“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十余万言。”而不说其著有《韩非子》一书。介绍邹衍的时候，则说“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始终》《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只提其著作的篇名，而不总括为一本书。这与当时书写材料比较困难有关，不能像后世这样随意印书。
司马迁说：“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韩非子所写）《孤愤》《五蠹》之书，曰：‘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也。’”由此可见韩非的著作，当时没有署名，如果不是李斯与韩非同学，知道此书是韩非所写，秦始皇一定还要困惑很长的时间也不一定明白。
司马迁与汉武帝同时代，《史记·司马相如传》说：“上（汉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狗监扬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
通过这两件事，余嘉锡先生说：“秦皇汉武，亲见其书，仍不知为何人所作，非李斯与韩非同门，杨得意与相如同邑，熟知其事，竟无从得其姓名矣。此皆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之证也。”
从马王堆汉墓、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大量古书都没有书名，老官山汉墓考古发现10部医书也没有书名来看，扁鹊的著作，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没有书名，即使流传到了汉代也不会有书名。
那么，《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扁鹊《内经》《外经》，又是如何认定的？
师徒学术传承不断是最可靠的线索
既没有书名，也没有篇名的扁鹊著作，能在流传了几百年之后被人们辨认出来，靠的主要是师徒传承的脉络不绝。
扁鹊之前的医学家，都是诸侯国的官吏，有位有禄，世袭相传，也是周代“百工”之一家。扁鹊起于民间，周游列国，是第一位有史可考的民间医生，也是影响很大的中医学者。官医由于服务的人数少，活动的范围小，不可能像扁鹊那样“名闻天下”，更不可能“随俗为变”，开创临床各科。
民间中医的学术传承，不像官医那样有制度保障，难以世袭，最可靠的传播途径是寻找有缘人，师徒相传，如缕不绝。《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关于仓公的事迹记载，足以说明中医学术传承从战国到汉代的实际状况。
仓公淳于意在汉初的时候，开始学习医学方脉。但是，他的学习过程很复杂，先“见事数师”，后来拜公孙光为师，数年之后，又拜公乘阳庆为师，不断深入学习，研讨医学理论与技术。他多次遭遇学派之间的争鸣情况，公乘阳庆要求他“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经历考验，脱胎换骨，才成为嫡传学术继承人，被授予黄帝、扁鹊之脉书。假如他固守成见，坚持原来的学术流派特点，公乘阳庆就不会把扁鹊学派的著作传授给他。
需要指出的是，仓公所说的这些学术传承，不是他故弄玄虚，编造故事，而是以戴罪之身，回答汉文帝的讯问，因此比较可靠，也非常珍贵。
仓公从公乘阳庆那里继承的医学书籍，据称来自“古先道遗传”，主要是托名黄帝和以扁鹊为名的《脉书》《五色》《诊病》等著作，其主要内容是为了“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书，甚精。”公乘阳庆还告诉淳于意说：“我家给富，心爱公，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阳庆传承这些医术，完全是出于“传道”的历史使命，而不是谋生的生活需要。他家庭门楣很高，根本不需要靠医学来盈利。淳于意喜出望外，立即“避席再拜谒”，接受公乘阳庆赠予的《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等禁书，并且住下来，在师父的指导下，“读解验之”，一边读书，一边临证验证，理论学习大约一年左右。三年之后，仓公开始独立应诊，为人治病，并且达到了“诊病，决死生，有验，精良”的程度，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好医生。那个时候，仓公淳于意才三十多岁。
仓公按照公乘阳庆的要求，扔掉了过去传承、学习的“故方”，这些书应该是公孙光传给他的《方化》《阴阳》《传语法》，或许还有些什么著作，他没有说。是烧了，还是转送别人，他也没有说。我们认为，他烧掉“故方”的可能性最大。他不可能在得到“真传”的时候，还保留、传出去一个不成熟的医学错说、假说。
尽管仓公和扁鹊一样，时而在民间行医，时而到官府出诊治病，但是其主要的行医经历在民间。汉初学术流派的划分，不是行医范围在官府还是在民间，而是学术主张的差异，这在仓公与齐王侍医遂的争论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尽管二人都是学习扁鹊的医学思想，仓公与齐王侍医遂在理解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段学术论争，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扁鹊的学术思想在西汉年间已经分化
《汉书·艺文志》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肴乱。”由此可见，学术传承的“一源多流”是一个普遍现象，不仅先秦诸子如此，就是汉代之后也是这样。张仲景创立的伤寒学，唐宋之后也有很多流派，甚至有“一家一个仲景，一人一本伤寒”的说法。
原创于扁鹊的学术流派，在汉代也逐渐分化，这是由于不同中医学家对于相同的理论，有不同的学术见解，并逐渐加以补充的结果。医学首先是一个实用技术，必须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才能推动有关学术发展，并留下时代的特征。
西汉年间的齐王侍医遂，也学习扁鹊的医学理论，他自己患病之后，尝试着用扁鹊的理论为自己开方治病，“自练五石服之”。恰在这个时候，仓公淳于意臣路过，遂医生很谦虚地让淳于意为自己诊病，并讨论自己开的药方。他说：“不肖有病，幸诊遂也。”淳于意也不客气，诊查之后，他告诉遂医生说：“公病中热。《论》曰‘中热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为药精悍，公服之不得数溲，亟勿服。色将发痈。”遂医生不明白，他争论说：“扁鹊曰‘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夫药石者，有阴阳水火之齐，故中热，即为阴石柔齐治之；中寒，即为阳石刚齐治之。”
淳于意听了遂医生的争辩，沉思良久，然后说：“公所论远矣。扁鹊虽言若是，然必审诊，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合色脉表里，有馀不足，顺逆之法，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论》曰‘阳疾处内，阴形应外者，不加悍药及 石’。夫悍药入中，则邪气辟矣，而宛气愈深。《诊法》曰‘二阴应外，一阳接内者，不可以刚药’。刚药入则动阳，阴病益衰，阳病益著，邪气流行，为重困於俞。”道理虽然如此，但是，遂医生已经服用“五石”为主的药物很久了，仓公淳于意也没有挽救的办法了，就告诫遂医生说：今后有可能“忿发为疽”。后来果然如仓公所料，百余日之后，遂医生果然生了一个恶疮，在胸部乳上，逐渐发展到锁骨之上，“入缺盆，死”。
这说明，对于扁鹊的医学，必须全面掌握，识其大体，“必有经纪”，有纲领，有原则，不能违背。有的人学习不深入，只掌握了一部分知识，没有达到上工的水平，出于“拙工”的阶段，“有一不习，文理阴阳失矣。”
扁鹊《内经》《外经》名称由刘向拟定
仓公淳于意之后，历经二百多年的学术传承，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期，扁鹊医学虽然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但是在传承之中“走样”、“变异”的程度也逐渐加大。所以《汉书·艺文志》说“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跗，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 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
扁鹊医学在仓公之后，由于没有很好的传承人，其著作与学术思想就逐渐失传了。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哪些著作来源于扁鹊，因此可以决定哪个是《扁鹊内经》、哪些是《扁鹊外经》。
汉初，盛行黄老之学，儒家经典等同诸子，没有专门的官府传承，一般著作都不称为“经”。“经”与“传”相对，以传解经是一个传统。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诏举贤良方正之士，汉武帝亲自策问。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理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的主张，得到武帝的采纳。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经学”由此兴盛起来，除个别情况外，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成为独占官学的权威。
在国家办的太学里，讲授“经学”的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师生传授之际，要遵守一定的师生关系，不能混乱。这叫作“守师法”和“守家法”。所谓“师法”，是指一家之学创始人的学术主张。“家法”则是指一家之学继承人的“说经之法”，说经之法就是“传注”。例如董仲舒通《公羊春秋》之学，立为博士，他的说经即为师法。再传下去，其弟子为其著作编成“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别，如“颜氏公羊”、“严氏公羊”，就是家法。如不守师法、家法，不但不能担任博士，即使已任为博士，一旦发现，也要被赶出太学。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
五经博士的设置，是为了尊师重道，其秩虽卑微，而职位很尊贵。五经博士除了教授弟子外，或出使，或议政，往往是担当国家大事。
汉武帝时期，《易》《书》《诗》《礼》《春秋》每经置一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故称五经博士。到西汉末年，也就是刘向整理古籍的时候，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称五经十四博士。
把医学理论著作，称为“医经七家”，是刘向的“创意”，也是班固《汉书·艺文志》黄帝《内经》《外经》；扁鹊《内经》《外经》；白氏《内经》《外经》，以及《旁篇》书名的来历与依据。“医经七家”，实际上只涉及到3个人：黄帝、扁鹊、白氏。黄帝出于托名，白氏已经失考，能够坐实的作者只有扁鹊一人。因此，司马迁称“扁鹊言医为方者宗”的局面，在东汉初年依然没有变化。
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叹其才秀也。”他重视对扁鹊学术的传承，这是必然的。王叔和既整理张仲景的医学著作，也重视对扁鹊医学的发扬，所以他在《脉经》卷五之中，大量引用了原创于扁鹊的医学著作，为探索扁鹊的医学成就，给后人留下了有迹可循的线索，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