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联合”可替代“中西医结合”》一文（以下简称“该文“）说，“我们虽然常常使用“中西医结合”一词，但总感觉到有些莫名的别扭甚或是无奈。”其实全国绝大多数医家，均以中西医结合事业为顺理成章之事，而且国外的中医研究者也多以中西医结合为己任；只有极少数人“总感觉到有些莫名的别扭甚或是无奈”而已；此不怨中西医结合，而只能是怨他们对于中西医结合的误解。
我国广大中医工作者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坚持的“努力发挥中西医结合优势”的大政方针，在陈可冀、沈自尹等一大批科学院士、工程院士等高层次医学家带领下，中西结合取得了许多“源于中医，高于中医；源于西医，高于西医”的临床实践和理论成果。半个多世纪以来，中西医结合工作，不仅在临床医疗方面广泛开展并取得多项世界性的成果，而且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基础医学研究成果。近年来已创立或正在发展成一些新的学科，如中医辨证的病理学、实验针灸学、实验方剂学和针刺麻醉学等事实是无可否认的。科学的本质在于创新，我们定义中西医结合时，如果忽视了其创新性，则不是一个确切的定义。中西医结合实质上作为一种科学创新，是在中西医各自向前发展的前提下探求“多样性的统一”，又主要于融通互补方面获得新的发展，是我国医学事业的重要主力军。这决非如该文所言，仅是一种“理念”和“堆砌” ，似乎只有“‘中西医联合’才是一种真正的理论实践思维方式，它符合客观实际，具有可操作性，更具科学意义。”实际上，“中西医联合”仅是中西汇通早期的“阿司匹林石膏汤”式的“操作”，的确才是中西药物的“堆砌”，连“理论嫁接”也谈不上；怎能妄言“替代”上升到高级阶段的“结合”呢？
该文还谬论“文化”，说文化必然有差异，没有差异就无所谓文化了，所以中国最早的医家们（后来被现代人称之为“中西医结合学派”）都只是主张“中西汇通”，没有“中西医结合”一说。那些用西医去解释中医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在企图用西方文化来考量东方文化，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也是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这似乎又是说东西方文化必须互不考量以保持差异，中西医学也就必然不可能结合，很显然又是一种误解；因为文化并非因“差异”而生，亦不因文化的统一融合而灭亡。文化既有多样性，又有统一性；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预言了各地区文化最终将有向着世界性文化转变的总趋势。我们可以说，东西方文化包括中西医学的交汇与融合也将是历史的必然。
当代国学大师，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教授曾说，不能由于讲文化特色，特色到我们什么都跟别人不一样，这将使中国走入死胡同。我主张人类未来将走向文化融合。人在基本的方面是相同的，所以沟通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不同的是方式，也就是“化迹”的不同，文化的价值完全可以互阐。如此看来，真懂文化的人决不会只片面强调文化差异。
我们可以很明确地说，世界文化可以是“多样性的统一”，中西医学必然是“和而不同”的结合。虽然目前可能既存大同，又存大异，还需要更多地汇通作基础；因结合的过程是长期的，方法是多层次的，具体操作是困难的，从一元线性走向多元非线性关系的研究尚不够多；但是目前中西医结合也已经既有了相当坚实的实践基础，又有一定的理论创新，还有了广泛的可操作性，其道路和前景更是无可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