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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依赖使中国成为嗜食工业医疗的瘾君子

2014-07-10 08:54:20

 

       经济学家崔新生先生的这句话说得斩钉截铁:“最重要的是人们正确健康观的缺失或迷惘。假如这一缺失不及时弥补,所谓健康产业,就则是赤裸裸的经济逐利行为,最后健康产业的经济GDP,不但丝毫无助于公众健康品质的提升,相反又沦为另一种“毒瘾”。”

       本文系友人发来的文章转载,暂时还未找到原文链接。在此我向崔新生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作为中国改革指数的重要指标,由中国医疗康复金融工作委员会编制的中国医疗康复指数,吸收和集合了CCVI民生幸福指数的量化模型和指标体系,对医疗康复资源进行数据化调研,形成如下观点:

有多少种医治和医疗与健康无关

在现代与传统之间迷失的人类,实则是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建构人类全新的生命存在方式,不是兼容,而是选择。

524日中国科协第十六届年会开幕式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所做《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的报告,认为医学领域的需要观念需要颠覆。该报告例举的相关数据,以支持这一“颠覆”的结论。

CCVI民生幸福指数历年的数据监测中,疾病是影响幸福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而对疾病的恐惧,首先来源于生存压力对于精神病态的异化,而不是疾病本身。换言之,怕生病,远高于对已经生病的恐惧。这一点,富人阶层与相对贫穷群体相比,前者要略高于后者。所谓生命平等,富贵与贫穷并无差别。

疾病危险因素控制的“颠覆”性,并无充分的展开解释。因为疾病本身的“社会”因素,使得疾病亦具有的“传统”或“现代”的界分。按照传统的医学观念,所谓高血压、糖尿病等等,是“症”并非全是病,在传统医学范畴,这一些病症,属于医疗康复性,而非医治。因为不能完全治愈而一生都需要带病生存的,则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病”或“病人”,比如说,我们不能对每一个高血压患者,统统称为病人一样。从我们目前此类各种疾患“症候”而言,恐怕社会群体的比例,“病人”的数量,与无需服用任何药物而生存的群体数量相比,会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指标。

我们一再地放宽健康指标的范围,而我们最需要“颠覆”的,是有多少药物医治、甚至住院医治,与我们的健康有关。或者说,假如这些疾患,通过药物医治与不进行医治,其危险性到底有多大。

中国会不会成为肉体与精神双重疾患的东亚病夫

健康产业大发展,已经成为目前的国策。生理疾患与心理疾患,都属于健康的核心指标。对目前约定俗成的医学观念进行反思,提出“颠覆”性价值,其贡献在于对人类健康观念的反正,重新塑造真正的健康观,而不是束手无策于对药物医治的依赖并成为其瘾君子。

在中国成为世界所谓第二经济体时,不得不面对的是国家力量的虚肿和公众健康质量的严峻程度,除了老龄社会的紧迫给国家财政的压力,最重要的是人们正确健康观的缺失或迷惘。假如这一缺失不及时弥补,所谓健康产业,就则是赤裸裸的经济逐利行为,最后健康产业的经济GDP,不但丝毫无助于公众健康品质的提升,相反又沦为另一种“毒瘾”。

在二十世纪初,中国人被称之为“东亚病夫”,是贫穷落后和国民性的奴性积弱。在历经百年左右之后的今天,昔日的“东亚病夫”以另一极端的悲催境况得以呈现。我们身体不再瘦弱,但虚肿;我们的国民性不再阿Q,但被所谓的现代化商业增速蚀空。中国腰缠万贯,满世界蟹路螃行,但并没有赢得对等的尊敬。

假如这一局面得不到的“颠覆”或反正,中国的进步质量就会大打折扣。瘦弱和虚肿都是病,腰缠万贯却得不到平等是更恶化的贫穷。物欲膨胀、洋文西装仍然不能改善或优化国民的劣根性。

中国人为什么怕死过度

人类物质主义的副产品,即是恐惧和对恐惧的依赖。这种恐惧,源于对物质或物质财富的追逐、以及对生命的物化,导致精神生命日趋脆弱,需要物质得以维持或加强。一旦失去物质或物质财富的支撑,人的恐惧感就会加重。因此,在精神首先弱不禁风的前提下,对肉体生命的侵蚀开始蔓延。

对单纯的身体健康的恐惧和对物质财富丧失的恐惧,任何一项单方面的恐惧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两方面的恐惧并重,由此导致深度的恐惧,这就是怕死过度。

药物,首当其冲成为治疗恐惧的一种选择。是否对症下药?在没有清楚恐惧作为病患的根源时,任何药物都很难做到真正的对症下药。也可以说,在战胜疾病之前,首先需要战胜的是恐惧。而这一恐惧,并非药物可以治愈。

CCVI中国医疗康复指数的实证调研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在遭遇身体不适时,首先选择的是医治,而不是等等看即让身体自己发挥调整的作用。而且这一选择日趋低龄化,越来越多的二十多岁的白领群体,加入了这一选择。一旦进入医院,基本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会被开出一堆各种药物。往往是药物尚未吃完,身体已经自动康复。

全面健康机制与民生幸福指数监测

政府应当承担起这种责任!因为社会管理尚未具备这种自动管理或调节的功能。通过建立全民健康监测机制,形成民生幸福指数的晴雨表。同时,全民普及理性的健康观,特别的减轻对药物的依赖,包括对依赖资源的滥用。

在医疗康复金融委员会对行政部门有关医疗康复数据调研的过程,首先发现的是,由于机构并转、条块分割管理,导致数据的重复和疏漏。所有的数据,都是为了统计,并无服务功能。尽管如此,仅就医疗康复数据,涉及近十个行政部门,包括民政、卫生、残疾、工会、部队、劳动保障等等。数据的反复和隔离,直接导致资源的碎片化。

所以,建立超越于行政部门机构改革的一体化医疗康复资源体系和数据库,是医疗康复资源服务功能的基础设施建设。只有建立多层次地医疗康复资源体系,才是国家健康产业大发展政策落到实处的机制保障。

崔新生作者为国际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学会(IIESTI)会长、CCVI中国价值指数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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