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种医治和医疗与健康无关
在现代与传统之间迷失的人类，实则是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建构人类全新的生命存在方式，不是兼容，而是选择。
在5月24日中国科协第十六届年会开幕式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所做《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的报告，认为医学领域的需要观念需要颠覆。该报告例举的相关数据，以支持这一“颠覆”的结论。
在CCVI民生幸福指数历年的数据监测中，疾病是影响幸福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而对疾病的恐惧，首先来源于生存压力对于精神病态的异化，而不是疾病本身。换言之，怕生病，远高于对已经生病的恐惧。这一点，富人阶层与相对贫穷群体相比，前者要略高于后者。所谓生命平等，富贵与贫穷并无差别。
疾病危险因素控制的“颠覆”性，并无充分的展开解释。因为疾病本身的“社会”因素，使得疾病亦具有的“传统”或“现代”的界分。按照传统的医学观念，所谓高血压、糖尿病等等，是“症”并非全是病，在传统医学范畴，这一些病症，属于医疗康复性，而非医治。因为不能完全治愈而一生都需要带病生存的，则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病”或“病人”，比如说，我们不能对每一个高血压患者，统统称为病人一样。从我们目前此类各种疾患“症候”而言，恐怕社会群体的比例，“病人”的数量，与无需服用任何药物而生存的群体数量相比，会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指标。
我们一再地放宽健康指标的范围，而我们最需要“颠覆”的，是有多少药物医治、甚至住院医治，与我们的健康有关。或者说，假如这些疾患，通过药物医治与不进行医治，其危险性到底有多大。
中国会不会成为肉体与精神双重疾患的东亚病夫
健康产业大发展，已经成为目前的国策。生理疾患与心理疾患，都属于健康的核心指标。对目前约定俗成的医学观念进行反思，提出“颠覆”性价值，其贡献在于对人类健康观念的反正，重新塑造真正的健康观，而不是束手无策于对药物医治的依赖并成为其瘾君子。
在中国成为世界所谓第二经济体时，不得不面对的是国家力量的虚肿和公众健康质量的严峻程度，除了老龄社会的紧迫给国家财政的压力，最重要的是人们正确健康观的缺失或迷惘。假如这一缺失不及时弥补，所谓健康产业，就则是赤裸裸的经济逐利行为，最后健康产业的经济GDP，不但丝毫无助于公众健康品质的提升，相反又沦为另一种“毒瘾”。
在二十世纪初，中国人被称之为“东亚病夫”，是贫穷落后和国民性的奴性积弱。在历经百年左右之后的今天，昔日的“东亚病夫”以另一极端的悲催境况得以呈现。我们身体不再瘦弱，但虚肿；我们的国民性不再阿Q，但被所谓的现代化商业增速蚀空。中国腰缠万贯，满世界蟹路螃行，但并没有赢得对等的尊敬。
假如这一局面得不到的“颠覆”或反正，中国的进步质量就会大打折扣。瘦弱和虚肿都是病，腰缠万贯却得不到平等是更恶化的贫穷。物欲膨胀、洋文西装仍然不能改善或优化国民的劣根性。
中国人为什么怕死过度
人类物质主义的副产品，即是恐惧和对恐惧的依赖。这种恐惧，源于对物质或物质财富的追逐、以及对生命的物化，导致精神生命日趋脆弱，需要物质得以维持或加强。一旦失去物质或物质财富的支撑，人的恐惧感就会加重。因此，在精神首先弱不禁风的前提下，对肉体生命的侵蚀开始蔓延。
对单纯的身体健康的恐惧和对物质财富丧失的恐惧，任何一项单方面的恐惧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两方面的恐惧并重，由此导致深度的恐惧，这就是怕死过度。
药物，首当其冲成为治疗恐惧的一种选择。是否对症下药？在没有清楚恐惧作为病患的根源时，任何药物都很难做到真正的对症下药。也可以说，在战胜疾病之前，首先需要战胜的是恐惧。而这一恐惧，并非药物可以治愈。
在CCVI中国医疗康复指数的实证调研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在遭遇身体不适时，首先选择的是医治，而不是等等看即让身体自己发挥调整的作用。而且这一选择日趋低龄化，越来越多的二十多岁的白领群体，加入了这一选择。一旦进入医院，基本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会被开出一堆各种药物。往往是药物尚未吃完，身体已经自动康复。
全面健康机制与民生幸福指数监测
政府应当承担起这种责任！因为社会管理尚未具备这种自动管理或调节的功能。通过建立全民健康监测机制，形成民生幸福指数的晴雨表。同时，全民普及理性的健康观，特别的减轻对药物的依赖，包括对依赖资源的滥用。
在医疗康复金融委员会对行政部门有关医疗康复数据调研的过程，首先发现的是，由于机构并转、条块分割管理，导致数据的重复和疏漏。所有的数据，都是为了统计，并无服务功能。尽管如此，仅就医疗康复数据，涉及近十个行政部门，包括民政、卫生、残疾、工会、部队、劳动保障等等。数据的反复和隔离，直接导致资源的碎片化。
所以，建立超越于行政部门机构改革的一体化医疗康复资源体系和数据库，是医疗康复资源服务功能的基础设施建设。只有建立多层次地医疗康复资源体系，才是国家健康产业大发展政策落到实处的机制保障。
崔新生（作者为国际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学会（IIESTI）会长、CCVI中国价值指数首席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