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对的心绪
米契.克鲁科夫一九九四年回到美国时，满脑子想着他从印度学来的各种医疗新观念。他是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的心脏专家，先前与他的护理 师苏珊?克拉特一道接受邀请，前往布达巴底的“圣谛医院”参访指导。圣谛医院开幕才一年，是印度教导师赛巴巴为了让穷人得到现代西方医疗照料而创建，费用 全免。院方邀请克鲁科夫当心脏科顾问，看看需要添入哪些最先进的设备。
克鲁科夫和克拉特对他们看到的东西大吃一惊。整家医院无论是特殊的声响与光线都充满浓浓的宗教味，与各种先进的医疗设备显得很不协调。墙壁上到处是印 度教神只的画像。宗教味甚至就表现在医院的建筑本身。距离赛巴巴的修行处五英里，整座医院看起来彷如一座泰姬玛哈陵，两栋侧翼大楼弯成弧形，像是要给前来 的人一个欢迎拥抱。一进大门是一个圆形大厅，造型肖似倒过来的心脏，尖端指向天空。
逗留期间，克鲁科夫和克拉特注意到这种宗教气氛对病人产生的奇特效果。许多病人来自极偏僻的乡下地区，以前从未见过自来水。然而，虽然被诊断出得了威 胁生命的重症，得去面对模样吓人的二十一世纪数字心脏仪器，他们却无一流露出害怕表情。这与克鲁科夫在美国习惯看到的病人大为不同：后者都是惊恐而绝望。
克鲁科夫想要把这种设计引入美国的医院。但要说服心脏科的同僚，他必须有坚强证据证明宗教气氛有助于心脏手术，证明宗教信仰可以产生测量得到的生理效 果。回美国的十八小时飞航途中，他与克拉特构思一个实验计划。他们知道，想要说服得了别人，就得把祷告的效果付诸测试，进行一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祷告实 验。
回到美国以后，克鲁科夫开始翻查科学文献，看看是否已有证明祷告具备疗效的证据。他发现有十四个设计良好的实验显示祷告有正面效果。最著名实验是一九 八八年由蓝窦夫?伯德进行，他找来一群基督徒，在冠状动脉加护病房外为病人祷告。得到代祷的病人症状明显减轻，需要的用药量和医疗介入都变少。“美国中部 心脏研究院”的一项实验则显示，各宗派基督徒的代祷可减少心脏病人一〇%的症状，复发现象也更少（这实验差不多与塔格的艾滋病实验发表于同一时间，被认为 可以左证塔格得到的结果）。
祷告被视为一种超级念力、一种携手合作的努力：由人发出，由上帝执行治疗。而在某些圈子，念力则被视为祷告的同义词，而祷告又被视为治疗的同义词：由 你发出意念，由上帝付诸实行。事实上，许多意识研究者把早期的祷告实验视为一种念力实验，而且是种群体念力实验，因为它们全都企图用一群人在同一时间去影 响同一事物。
不管这些早期实验的结果多么鼓舞人心，克鲁科夫知道，他还需要更大规模和程序更紧密的实验。为此，他发起了一个小型前导研究。他从邻近的“德罕返伍军 人医疗中心”招募了一百五十个志愿者，全是准备接受血管重建术和冠状动脉支架手术的心脏病人。除了想知道涛告的效力以外，克鲁科夫还想看看远距治疗等另类 疗法是否有效。他把病人分为五组，其中四组除接受标准医药治疗以外，还各接受一种另类疗法：紧张放松法、疗愈性接触、心灵想象法和代祷。第五组病人只接受 一般医药治疗。每个病人的脑波、心跳、血压都受到持续监测，以了解他们每一刻受影响的程度。
克鲁科夫决定把祷告的“声量”开到最大。在征求志愿的祷告团体时，他的护理师克拉特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她写信给尼泊尔和法国的佛寺，又写信到网站，请 对方安排一些人到哭墙祷告。她还打电话给巴尔的摩的加尔默罗会修女，请她们在晚祷时为病人祷告。到最后，她共征到七个祷告团体，包括基要派信徒、摩拉维亚 派信徒、犹太教徒、佛教徒、天主教徒、浸信会信徒和联合教会信徒。
每个祷告团体分配到几个病人，他们只知道病人的姓名、年龄和病症。虽然克鲁科夫让各祷告团体自行决定祷告内容，却规定祷告时必须说出病人的名字，以及祈求病人得到治疗和康复。病人与参加研究的人员都不知道谁将被代祷。而在气球扩张术进行后一个小时，将再进行身心疗法。
实验结果让人印象深刻。接受另类疗法的组别住院期间健康情况得到三〇至五〇%的改善，与对照组相比要少些并发症和血管硬化。但也有二五到三〇%的病人 情况变糟：死亡、心脏病发、心脏衰竭或血管硬化，或需要再做一次气球扩张术。但在各种另类疗法中，代祷是效果最显着的一种。
不过，这个实验还是太小了，不足以提供决定性结论，毕竟只有三十个病人得到代祷。尽管如此，实验结果还是让克鲁科夫深受鼓舞。他把这实验命名为“智思 训练的监测与落实”简称MANTRA（咒语），将结果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就连最保守的心脏病医师现在也开始半信半疑远距治疗也许是有效的，而祷告又尤其 对心脏病有帮助。
克鲁科夫知道，他的实验要更有影响力，必须扩大规模加以复制。于是，他发起了第二次实验，取名“咒语二号”，从杜克大学医学中心和其它九家美国医院招 募来七百五十个病人，又找来十二个祷告团体。这一次祷告团体的人数更多，宗派背景也更纷纪，包括了英国的基督徒、尼泊尔的佛教徒、美国的回教徒和以色列的 犹太教徒。受到前一个实验的成功鼓舞，克鲁科夫和杜克大学这一回大肆宣传，号称那是远距祷告效力的一次超级实验。
在“咒二号”中，克鲁科夫把病人分为四组。一组得到代祷；第二组接受经过特别设计的MIT疗法（包括音乐、想象和触疗三部分〕；第三组则是“MIT疗 法”加上代祷；第四组为对照组，只得到标准的医学治疗。接受“MIT疗法”的病人在动血管重建手术之前被教导放松呼吸、想象自己身处最喜欢的地点，并聆听 自己选择的安静心神的音乐。之后，他们从专业治疗师那里接受十五分钟疗愈性接触。这些病人动手术时也可以带着播放音乐的耳机。
这个新实验的目的，是想看看代祷或“MIT疗法”是否可以防止或减少病人住院时发生事故的机率。所谓的“事故”，是指死亡、再度心脏病发、需要动额外 手术、再次住进加护病房，以及显示心脏受到伤害的肌酸磷激酶窜升等。这一次，克鲁科夫还想测试祷告的长程效果：包括是否可以缓和病人情绪，是否可以减少病 人出院后六个月内的死亡率和再入院率等。
克鲁科夫的实验恰恰进行于911恐怖攻击和其余波荡漾期间。有三个月时间，死亡的病人相当多，让克鲁科夫不得不修改实验的设计。他发展出一个两梯队的 代祷策略，招募来十二个第二梯队的祷告团体。一有新病人加入实验，第一梯队的祷告团体将为病人代祷，而第二梯队的祷告团体则为第一梯队的团体代祷。克鲁科 夫希望，这可以让新加入的病人得到较多的祷告“剂量”，以期能与早已加入实验的病人获得相同“剂量”的祷告。
正因为宣传做得很大，实验得到的结果也加倍让人失望。五个组别的病人住院期间的病情没有任何差异。只有在动手术前接受过“MTI疗法”的病人稍微减轻一点沮丧感。不管怎样，大规模的“咒语二号”实验仍然算以失败收场。代祷看来并没有让任何病人的情况好一些。
在长程效果方面，代祷的确显示出一些效力（例如病人的情绪较舒缓、再住院的比例减少，以及手术后六个月内的死亡率降低等），但这些效力在统计学上并不显着，而且也不是实验当初的焦点。
为了从巨大失败中扳回一城，克鲁科夫设法让实验结果刊登在英国知名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文中，他宣称实验结果让他感到“振奋”，又认为人们对这些结果的解读有误。尽管如此，在怀疑论者眼里，克鲁科夫的实验结果所传递的信息再 简单不过：生了病找人代祷是不管用的。
差不多同一时间，在一九九七年，梅约医学中心展开了一项为期两年的祷告效力实验，对象是一些最近才离开加护病房的心脏血管疾病患者。近八百个病人被分 为两组：一组是高危险群（带有一个或以上危险因素的，如糖尿病、心脏病发过等），一组是低危险群（除既有的症状外没有危险因素）。两组病人又再各分为两 组。其中各有一组除接受一般医药照料外，还会由五个人一周代祷一次，为期二十六周。另两组则只是继续接受标准医药治疗。
研究者在实验后得出的结论是，祷告对死亡率、再发率、需要再接受治疗或再住院的机率，都毫无影响。虽然“被代祷组”和“未被代祷组”的表现是有一些小差异，这些差异并不被视为是显着的。
为了一劳永逸解决祷告是否有效的疑问，本森想出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本森是主流医学与另类医学这两个敌对阵营理想的和事佬人选：他一方面是哈佛医学院 的教授，另一方面又对另类疗法的研究深感兴趣，还为此创立了“身心医学研究院”，以研究身心疗法的效果，甚至创造了一个新词来描述身心疗法的效果：“放松 反应”。有他的名字背书，祷告实验的结果将可望获得保守阵营认可。为了这个实验，本森找来另五个美国医学重镇参与，其中包括梅约医学中心。他把实验取名 “代祷治疗效应研究”，预期它将是历史上最大规模和最严谨的祷告实验。
这实验招募来一千八百名准备接受冠状动脉绕道手术的病人，分为三组。其中两组一组有人代祷、一组没有，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人代祷。另一组有人代 祷且被告知。本森之所以如此设计，是为了分离开两个可能产生作用的因素：一是祷告本身效力，二是病人的预期心理。这样子，他就可以对照出预期心理的效力。
祷告团体方面，本森招募来天主教修士和另外三个基督教派的成员：密苏里州的圣保罗修道院、马萨诸塞州一个加尔默罗会修女团体，以及堪萨斯城外的“宁静 合一”传道会。祷告团队里没有伊斯兰教徒或犹太教徒，是因为本森找不到愿意配合他实验设计的非基督徒团体。祷告团体会被告知病人的名字和姓氏首字母。祷告 内容并无特殊规定，但必须包含以下字句：“手术成功，复原迅速，无并发症。”祷告团体持续祷告三十天，这期间病人若发生任何重大事故（如出现并发症或死 亡），祷告团体都会接获通知。
研究结果震惊世界，却让研究者感到困惑。最困惑的人是本森，因为一直以来他投入许多时间鼓吹心灵的治病能力。研究团队本来预期，获益最大的应是“有人 代祷又被告知”的组别，其次是“有人代祷但未被告知”的组别，至于“没人代祷又没被告知”的组别则受益最少。但实验结果却显示，有没有人代祷或有没有被告 知的组别，表现没有多大分别。不只这样，实验结果还跟研究团队的预期恰恰相反。“有人代祷又被告知”的组别表现最差：有五九%的病人出现非手术引起的并发 症，而未被代祷的组别只有五二%病人是这样。就连“有人代祷但未被告知”的组别，心脏病发或中风的比例也微微高于没人代祷的组别。在“有人代祷但未被告 知”的病人中间，有一〇%出现严重的手术并发症，没人代祷的病人是一三%。
本森和他的团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种结果。他们甚至怀疑病人是不是得了“表现焦虑症”，即因为太期望祷告有效力而增加了心理压力。许多评论者认为，这 实验证明了祷告不只无益，甚至可能有害——至少是证明了祷告的效力是无法透过科学实验测试。克鲁科夫也受邀为这实验撰写了一篇评论，而他指出，这实验确实 显示出祷告有效果——但却是负面效果。他建议人们应该摒弃一种普遍想法，不要以为祷告一定会带来好结果，因为“在某些环境下，好意、充满爱心和发自真诚的 祷告说不定反而造成反效果，伤害甚至杀死脆弱的病人。”
《美国心脏期刊》把实验结果公布在在线，而本森团队也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本森提醒媒体，代祷治疗效应研究并不能作为涛告效力的最后结论。不过它确实引 发了一个疑问，那就是应不应该让病人知道有人为他们祷告；这个疑问应该是未来祷告实验最重要的研究课题。然而，其它人却怀疑祷告实验应不应该继续下去，或 能不能继续下去。要知道，约翰?坦伯顿基金会曾提供本森二百四十万美元实验经费，但却得到这样的负面结果，很可能没有人愿意再资助同类研究。
代祷治疗效应研究的结果看来足以动摇我的大型念力实验计划。然而，经过细细球磨，我怀疑之所以有如此结果，说不定是实验设计不良所导致。虽然该实验力求严谨，却在许多方面违反最基本的科学规范。
例如，上述所有实验并没有清楚规定祷告的内容，任由祷告者自行发挥。本森虽然要求祷告者说出“手术成功，复原迅速，无并发症”，但其它部分仍然一无规 定。最成功的念力实验都把意念规定得高度明确。例如，在塔格的实验中，治疗师接到的不是模模糊糊或泛泛的一指示，而是被要求致力于增加艾滋病患的T细胞数 目。因此，本森其实应该指示祷告团体，针对某些特定的心脏病症进行代祷，或者在研究期间减少心脏支架的置入，或是其它高度明确的要求，而非含糊请求改善病 情的泛泛之言。
上述两个失败的实验也无一严格控制祷告团体的人数，或控制祷告的频率和时间长度。这一点也许会引起群体念力的混淆。由于实验使用的是高度分歧的祷告团 体，这些团队的祷告效力并非等值。在本森的实验里，祷告团体被要求一星期祷告四次，但时间长短则容许从一次三十秒到几小时不等。他的助手也从未记录每个祷 告者祷告时间是多长。反观塔格虽然也使用背景大异其趣的治疗师，但他们轮流交换病人医治，所以每一个病人每一次只会接收到一种治疗讯息。
就像“祷告研究办公室”的主任鲍伯?巴思所说的：“你要怎样量度祷告的剂量呢？例如，一个和尚五分钟的祷告就一定不如十个修女祷告一小时有效吗？一天祷告二十次一定比一次更有效吗？”
在评论克鲁科夫的实验设计时，《柳叶刀》期刊亦语带保留：“不同宗派的祷告者少一点，会不会导致不同结果呢？”
本森企图标准化祷告方法的做法也有违各个祷告团体惯用的代祷方法。在一般情况下，祷告团体被要求为某个人代祷时，需要知道病人较详细的数据，包括全 名、年龄、病状等，也会想定期了解病情进展。他们还常常要求与病人和家属见面。有了这种个人信息，他们才能真正知道病人的需要。
本森的实验设计却反其道而行，只让祷告者知道病人的名字和姓氏首字母。有限的信息让祷告团体无法与病人发生有意义的连结（施利茨和雷丁相信这种连结是 心灵能发生影响力的重要条件）。好些参与实验的祷告团体反对本森这种设计。正如一个评论者所说的：“情况就好比你想打手机给朋友，却只有她电话号码的前三 码，这样你又怎能指望她会接电话？”
就像代祷治疗效应研究实验一样，克鲁科夫的实验也不披露任何病人的细节，让代祷者无法与病人建立有意义的连结。而在塔格的实验里，治疗师却能得到病人 的照片、名字和病情资料。上述的涛告实验并没有测试根据详细资料进行的代祷与只根据名字与姓氏首字母进行的代祷效力有无不同。
克鲁科夫和本森挑选祷告团体的方法同样不科学。他们既没有挑选标准，也不过问团体的大小或有多少涛告经验。而塔格只挑选经验丰富和纪录卓着的治疗师。虽然施利茨的爱的实验使用了一些业余者进行实验，却先帮他们事前训练，以保证结果均质化。
各个祷告实验的另一个问题是没有货真价实的对照组。任何实验要够得上科学，必须做到“随机化”，即随机选取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成员，再把两者的表现加以 比较。然而，当一个人生了重病，家人通常都会为他祈祷。上述几个失败的祷告实验却完全妄顾“未被代祷组别”会有家人代祷的可能性。“咒语二号”中，不管是 对照组还是实验组，皆有89%病人承认家人为他们代祷。这些病人都是生活在宗教活跃的“美国圣经地带”。
缺乏货真价实的对照组当然会让实验结果混淆。早期研究“荷尔蒙补充疗法”致癌风险的实验就有这个问题。这一类实验大多不可靠，因为几乎找不到一生中从 未服用过荷尔蒙的女性受测者（避孕药和事后避孕药皆含荷尔蒙）。结果就是，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的对照组可资对照实验结果，只是把正在服用荷尔蒙的女性比较于 过去服用荷尔蒙的女性，而两者皆存在着致癌危险。同样“瑕疵”也见于前述的大型祷告实验，在实验中只是把有祷告团体代祷的病人比较于有家人代祷的病人。
这些实验还有其它毛病。在本森和克鲁科夫的实验中，代祷者都不认识病人，以致他们并没有强烈动机要去治好病人，反观在爱的实验中，发讯者却有强烈动机 要治好收讯者。正如克鲁科夫指出的，本森的代祷治疗效应研究应该设立一个“安慰剂”对照组（里头的病人全都知道自己不会有人代祷），再把这一组对比于其它 所有成员全被代祷的组别。没有任何的分析可以比对那些被代祷的病人与有特定宗教信仰的病人之间的效果差异，如果有的话，或许对安慰剂效应可能扮演的角色有 进一步的了解。研究者也没有考虑到，他们要求病人向医院医生隐瞒自己参与实验，说不定会让病人产生焦虑。
克鲁科夫的实验会违反基本的科学规范，则主要是一些超出他控制的事件使然。受到911事件的影响，他让新加入的病人接受两梯队祷告团队的祷告（即为病 人代祷的团体又有另一个团体为其祷告），而先前的病人却仍只由一个团体代涛。因此，在这个实验里，不同病人得到的代祷并不是等量的。这有违科学实验的最基 本原则。
塔格曾经批评伯德所主导的第一个大型祷告实验（由普通基督徒为心脏病人祷告），指出他们根本不知道那些病人谁吃过降血压药物、谁没吃过，所以无从断定 实验效果是来自药物还是祷告。实验过程中也没有判别过病人的心理状态，难保不会刚好有许多心态乐观的病人都落到了被治疗组。有时候，病人预期自己得到治愈 的心理也会产生安慰剂效应，让病情大有改善。曾经有一个另类治疗的实验发现，包括对照组在内的所有病人的病情全获得改善——这显然是病人预期得到医治的心 理产生的效果。
但在本森的实验中，病人期望得到代祷的心理却产生了反效果。写过多部谈论祷告着作的内科医生赖利?多西指出，代祷治疗效应研究就像是在吊重症病人胃口，让他们悬着一颗心，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够幸运，可以得到代祷。
“天底下没有这样帮人祷告的，”多西表示，“在真实生活中，我们不会担心挚爱亲人有没有为我们祷告。我们很清楚他们的祷告充满爱心，而且毫不含糊。天晓得那三组病人会因为自己受到的对待有多忿恨？”
他又指出，知道自己被代祷的病人身上不但没有出现安慰剂效应，并发症的比例反而比其它组别更高，这一点意味着“有非常奇怪的反作用力存在于哈佛医学院的这个祷告实验里。”
美国中部心脏研究院所做的实验（让各宗派的基督徒为心脏病人涛告，使他们的症状减少十分之一）也受到批评：毕竟它测量的项目太多，会得到正面结果是一定的。
这些大型祷告实验之所以失败，有可能是代祷本身就没效，或者是祷告效力无法用科学方法测试，但也有可能是这些实验本身问了错误的问题。不管怎样，就像 祷告研究办公室主任巴思指出的，这些失败实验在所有的祷告实验中只占少数。祷告研究办公室是联合教会为搜集祷告效力的科学证据而设立，在该办公室所进行的 二百二十七个实验中，有75%显示正面效果。
尽管如此，要测试远距念力的效果，也许不要从祷告着手为佳，因为它包含太多的情绪牵扯。塔格让自己只测试治疗念力的效果，而治疗念力是不同于涛告的。 念力的效果来自于人，祷告的效力则是来自上帝。治疗念力比较容易控制，研究者想让一群治疗师发出信息一模一样的意念一点都不难。因此，我自己的念力实验计 划将着重于治疗或改善些什么，那可以避开祷告实验常见的困难。不像祷告，远距治疗的效力已经得到可信证明：一共有一百五十个实验可以为证。这些科学实验全 受过透彻检视，被认为效应显着。即使是吹毛求疵的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教授艾札特?厄恩斯特亦承认，在他检验过的二十三个实验中，有57%显示正面效果。在最 严谨的念力实验（即采取双盲程序的实验）中，数据的效应值是0.40，比两种被认为预防心脏病最有效的药物阿司匹林和恩特来锭的效应值要高上十倍。
上述大型祷告实验的缺失不只可以作为同类型实验的殷鉴，还揭示出有哪些元素使得念力的效力最大化。行使念力想要取得成功，除了需要高度专注、站到一 边、且对一种更高力量提出恳求以外，说不定还有别的决定因素。正如史瓦慈从他对另类疗法的研究所了解到的，治疗师和病人双方的态度对医治的效果亦攸关要 紧。
史瓦慈的实验是从测试灵气派治疗师的念力开始。他找来费城天普大学“前卫科学中心”所长贝佛利?鲁比克帮忙。鲁比克是生物物理学家，一向对细微能量感 兴趣，擅长使用细菌来做实验。他们决定以大肠杆菌作为实验对象，第一步是先以高温对大肠杆菌施压。史瓦慈、鲁比克和他们的同事安德鲁?布鲁克斯谨慎控制温 度，以确保大肠杆菌受到压力又不致全部被杀死。然后请来十四位灵气派治疗师治疗活下来的细菌，对它们施行十五分钟的标准灵气疗程。每个治疗师以三天时间治 疗三个不同样本，仪器则不断计算着存活细菌的数目。
实验结果乍看之下让史瓦慈他们很惊讶，整体来说，灵气派治疗师并没有增加大肠杆菌的存活率。但经过更仔细的检视，他们又发现治疗师其实是有时成功，有 时失败。这种不规则性让三位研究者感到困惑。史瓦慈后来想到，若能让治疗师与被治疗者建立某种感情联系，说不定较有效果。但要怎样让灵气派治疗师与平常住 在我们肚子里的大肠杆菌发生感情联系呢？
在下一回合的实验中，史瓦慈请治疗师每次先花三十分钟治疗一个有疼痛症状的病人，然后再回头去治疗细菌样本。这一次，他们对细菌的治疗要成功许多：被治疗的大肠杆菌的存活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看来，治疗师在他们的“治疗帮浦”发动起来后，成功率更高。
尽管如此，治疗仍然也持续出现了反效果。这让史瓦慈想到，治疗师本身的健康状态说不定也是一个变数。他们决定使用“亚历桑纳综合评量表”去测试这一 点。综合评量表是史瓦慈的大学同事心理学家艾瑞丝?贝尔二所设计，可以评量出受测者过去二十四小时的精神、交际、心灵、情绪与生理等健康状态。受测者填写 评量表时，被要求先反省自己过去二十四小时各方面状态，再于一条在线上（线的最右边代表“有史以来最佳状态”，最左边代表“有史以来最差状态”上标出一 点，以表示他认为自己在这段时间内的整体健康程度。好些实验证明，此综合评量表是有用的工具，可以精确判别受测者的情绪和心灵健康程度。
在下一轮实验中，史瓦慈等人请灵气派治疗师在施行治疗前后都用综合评量表来评量自己。根据这些资料，三位科学家发现一种重要模式，那就是，当治疗师感 觉神清气爽时，就能带给细菌有益疗效，使其存活率高于对照组；相反的，每当综合评量得分不高，他们的治疗只会杀死更多大肠杆菌。显然，治疗师本身的整体健 康乃是决定他们治疗能力的基本因素。
接着，史瓦慈用综合评量表来测试另一种疗法：净灵疗法。他们找来二百三十六个治疗师和志愿者，请他们填写综合评量表，外加一份用来判断他们进行医治前 后情绪状态的问卷。比对这些资料，史瓦慈和布鲁克斯发现另一个有趣效应：不只是病人在治疗以后觉得自己更健康，连治疗师也有同样感觉。
对这些施予者而言，施与受一样有福。另一个实验也显示类似结果。看来，治疗行为与治疗脉络本身也是有治疗性的。治疗别人也可以给治疗者本人带来治疗。
史瓦慈等人进而研究净灵疗法对心脏病人的医治效果。这一次采用的是双盲步骤，只有统计者知道哪一组病人受到治疗。测量的主要项目是病人的疼痛、焦虑、 忧郁和整体健康程度。三天后，研究者询问病人是否感觉到或相信自己受到净灵疗法的治疗。而不管是对照组和非对照组，都有病人强烈相信自己受到治疗，但也同 样有病人强烈相信自己被排除在外。
当史瓦慈和布鲁克斯把实验数据表列出来的时候，一幅引人入胜的画面出现了。得到最佳效果的，是那些真有受到治疗又相信自己受到治疗的病人；得到最糟效 果的，则是没有受到治疗又相信自己被排除在外的病人。另两类病人（受到治疗却以为自己没有受到治疗，以及没有受到治疗却相信自己受到治疗）的情况则介乎两 者之间。
这结果显示，正面效果并不是安慰剂效应使然，因为那些误以为自己受到治疗的病人情况，并没有比确切相信自己受到治疗的病人好。不过，史瓦慈的实验也披 露出，治疗的成败除了系于治疗师的念力与能量外，还系于病人是否相信自己受到治疗。另外，对某种疗法是否有信心，毫无疑问也是一个重要变量。在爱的实验 中，施利茨和史东曾经强调共同信仰的重要性，而史瓦慈的实验再次证明这一点。
在失败的大型祷告实验里，祷告的发送者和收受者并未分享对上帝的同样信仰。大部分病人的代祷团队都包含信仰分歧的人。就连本森的实验也包含许多不同派别的基督徒，他们的信仰并不完全一致。如此一来，有些病人难免因为受到不同信仰背景的人代祷而感到不自在。
就像施利茨指出的，这些祷告实验没一个符合科学家所说的“生态效度”。换言之，这些实验并不是依据现实生活的模型设计的。例如，在哈佛大学的实验中， 代祷团体被要求以非一般的方式祷告。没有一个大型祷告实验曾测试过代祷团体本身认为最可行的祷告方式。诚如多西所说：“那些实验所测试的祷告都不是货真价 实的祷告，而是稀释过的货色。”，祷告的内容和脉络都被儿戏以对，彷佛祷告只是另一种新药物。另外，本森规定祷告内容要包含“没有并发症”这一项，更是违 反最基本的祷告常识，因为一般祷告都应该只包含正面内容，不包含反面内容。
施利茨指出过，代祷要有效力，一般都需要代祷者与代祷对象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心理学家同时也是心身关系研究者的珍妮?阿赫特贝格，证明过这一点。她是 加州“超个人心理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曾利用经验丰富的远距治疗师进行实验。她让治疗师自己选择病人，并和先与病人有所接触。然后，治疗师与病人被隔 开，病人被放在磁振造影扫描机里。治疗师以自己原本的治疗技巧随机向病人传输能量，每次两分钟。阿赫特贝格发现，每逢治疗师送出治疗能量，病人的同一些脑 部区域（主要是额叶）就会出现明显活动反应。不过，如果治疗师的对象是他们不认识的病人，却不会出现同样效果。换言之，祷告与治疗念力要能发挥效果，祷告 者或治疗师与病人之间或许应该有着某种情感联系。
大型祷告实验之所以失败，也可能是研究者找错了地方。一个即将出版的艾滋病实验报告最后也是没有发现效果。不过，在该实验中，被治疗组有许多病人正确 猜到自己受到治疗，而对照组并没有。施利茨因此指出：“被治疗组的病人似乎感觉到了些什么，只是与被测量的临床结果没有直接关联罢了 。”所以，这实验失败的原因或许在于只是问错了问题。
另一个重要变量也许是病人感受到的意念种类。有研究者发现，负面意念对身体有强烈的负面影响，就彷佛负面心绪是有传染性的，会表现为生理形式。例如，宾州“高等伤口护理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习惯负面思考的病人或是有罪恶感、易怒和缺乏自信的病人，伤口愈合得比较慢。
同一种效果同样也出现在负面人际关系上。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院一个近期实验证明，夫妻吵架引起的压力会让伤口的愈合至少晚上一天。研究者找来四十二对 夫妻，各在每对夫妻其中一方用小器具制造小伤口 ，然后让他们愉快交谈，事后仔细追踪伤口的复原进度。几个月后，研究者重做一遍实验，这一次却想办法挑起夫妻不和，让他们发生口角。结果发现，伤口要多一 天的时间才愈合。犹有甚者，争吵激烈的夫妻，伤口愈合速度要比争吵较不激烈的夫妻慢上40% 。研究人员检查他们伤口上的液体时，发现里头的“白细胞介素——6”一种细胞激素，是免疫系统中的关键化学物质）浓度并不相同。吵得凶的夫妻起初“白细胞 介素——6”的量都太低，而争吵后则变得太高，这意味着他们的免疫系统变化起伏甚剧。
发送意念的人说不定本身也需要别人的正面意念。克鲁科夫的实验虽然失败，但一般人都忽略了他的一个重要发现：那些获得两梯队祷告团体代祷的病人，他们 出院后六个月内死亡与再入院的比率都比其它组别低30%。另外，同时接受代祷和MIT疗法的病人死亡率最低。这些结果虽被认为只是“具有参考性的趋势”， 却说不定正是重点中的重点：代祷要能有效，代祷者本身必须也受到代祷。
其实，这种现象只是生物体总是处于不断双向沟通现象的一个面向。接受治疗的一方如果对治疗方法有信心，心态积极，说不定可以扩大治疗的效力。波普曾经 证明，生物体光放射的和谐程度反映出该生物体的整体健康。治疗师身体健康、心态积极正面时，放出的“光”看来也会更亮。治疗功效最好的治疗师说不定正是那 些先治疗过自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