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年间，北京有位走街串巷的游方郎中——孙振兰，人们称其为孙老道。孙老道以贩卖自制消暑闻药“避瘟散”、“无极丹”为主，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积攒了些钱财，于乾隆五十五年（1795年）在前门大街鲜鱼口胡同里的长巷头条北口开设了铺房——“长春堂”，形成了前店后厂，固定经营的方式，结束了游方郎中的生活。
说到“长春堂”，老北京人马上会想起消暑闻药“避瘟散”。避瘟散具有香、凉、祛瘟消暑的效用，取用少许抹入鼻腔，清凉感直通心脑。民国初年，国力衰弱，列强军阀争战不已，洋货日货充斥市场，当时日本的祛暑药“仁丹”和“宝丹”在中国大肆宣传，大量倾销，几乎每个城镇的大街小巷都贴有仁丹广告。 为了抵制日货，长春堂当时掌柜张子余先生和药师蔡先生通力合作，在原避瘟散的基础上开发出紫、绿、黄、白四种不同颜色新剂型的避瘟散，可以针对不同症状、不同病人，使用不同颜色品质更为完善的避瘟散。 这种避瘟散是装在一个八卦形的小盒内，打开盒盖，用指头蘸上一点往鼻孔里一揉， 深吸气，立即感到一股清凉气息由鼻而入，沁人肺腑，周身舒畅、清爽。避温散也可以用水冲服。与此同时，他们还完善了与生产配套的印刷厂，专门印刷包装纸、使用说明和宣传广告，开设了铸造锡制八卦药盒的生产车间，形成了采购、制造、包装、销售一条龙的生产规模，有效地抵制了日货，占领了市场。 30年代时，年产量达到了250万盒，不仅行销国内，还在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打开了销路。那时遍布京城的大小百货店、小杂货铺、茶叶店等都代售长春堂的避瘟散。长春堂在山西太原、天津等地开设了分号，并在前门外鲜鱼口一带开设了棺材铺、纸店、油盐店、百货商店等共八家商店，这时期的长春堂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七七事变，北京沦陷，长春堂的经营也陷入困境。日本人限制长春堂避瘟散向外省市的邮寄业务，迫使其生产骤减至64万盒。 日本人得知长春堂资本雄厚，便再三地打它的主意。长春堂掌柜无端受到日本宪兵绑架、勒索，再加上1942年不慎失火，解放前夕的长春堂难以维持。解放后，长春堂获得了新生。店址两次搬迁，由鲜鱼口原址迁到了现址。
解放后，长春堂药店从鲜鱼口内迁到了前门外大街路东，随着前门商业大街的繁荣，长春堂的业务量不断扩大，目前经营的品种达6000余种，以经营参茸补品和中成药为主，随后又开设了西药专柜，医疗器械等成为北京市规模较大、经营品种较多的知名大药店。
进入90年代，长春堂药店对房屋进行了翻扩建，建成了地上三层、地下一层 ，具有民族风格、雕梁画柱的新营业楼，于1996年6月18日重张开业。当天，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前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前北京市领导段君毅、焦若愚亲临现场为长春堂201周年重张开业剪彩。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先生为长春堂留下墨宝：“作好药品供应，为人民健康服务”。崔月犁先生的墨宝是“中药是中华国粹，要努力发扬光大”。随着改革开放，长春堂枯木逢春。如今的长春堂重树店训“与人为善，正道而行”，发掘中医中药遗产的宝库，发扬光大中医中药文化，以饱满的热情、周到的服务，迎接海内外八方宾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