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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艾滋情侣的最后岁月

2013-09-21 14:35:25

 

这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国女子所讲述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对那些青年时没有健康生活、成年后没有健康心态的人也许是一种警醒;对遭遇突如其来灾患和承受巨大压力的人,或许也不无启迪。

当我的儿子萨姆埃尔于1995年1月12日来到人间时,我和安东尼真是喜出望外:这是我们盼望了多年的心肝宝贝,他体重3.5公斤,

长得很健康,安东尼乐坏了。

我原本也和他一样兴奋,但我的健康状况使我感到某种隐患,我一直感到疲倦,妊娠期间体重下降了5公斤,而且始终未见回升。我的妇科大夫总治不好我的淋巴发炎和夜间发烧。1996年1月,我找了一位内科专家,他让我做一次全面检查,包括艾滋病血清试验,15天后,我打电话给那位医生朋友。我感到他一拿起听筒就显得有点局促,他迟疑了一阵,最后告诉我,我的血清化验呈阳性。我一下子吓呆了,我结结巴巴地说:“你的意思是说,我得了艾滋病那我快死了吗”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不能抚养儿子了。然后是乱七八糟的问题:我还能活多久什么时候我会

真正病倒回到家我一头扑进安东尼怀里。不用我开口,他全明白了,他立即去做了检查,结果表明他也患了艾滋病。萨姆埃尔才1岁,医生们解释说要过十来个月才能确定他的命运。我们就这么提心吊胆地埃过了10个月。最后医生宣布:我们的儿子未染上这可怕的疾病。我们患病的真实原因,很可能是我丈夫1992年去喀麦隆出差期间有过的一次艳遇。当时

他回到法国后才出现过一次莫名其妙的发烧,但3天之后就好了。现在我们明白了那是初次感染。安东尼没想要掩饰我们的不幸,他将此事告诉了一位朋友。结果第二天全村人都知道了,看见我们都唯恐避之不及,把我们当作瘟神。到了6月,安东尼也被老板辞退了,“你的同事都要挟我,说要是我留你的话,他们就集体辞职。”老板这么解释。安东尼沮丧到了极点,过了几天,他恢复了镇静,对我说:“去旅行吧,这一定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旅行。”

整整两个月,我们在南美坐着长途汽车到处逛。回家后,有个录像制片人请安东尼去拍些广告片。他乐坏了,一头扎进了这个新工作。11月的一个晚上,在大雨中浇了一天的安东尼一回家就发起烧来。医生说是热带感冒。3天后,安东尼的病情突然恶化:呼吸急促加上咯血。我吓坏了,赶紧送他上医院。胸片表明他的肺部感染严重,这说明病毒已经开始在起作用了。

15天后,安东尼想重新工作,但老板得知了他的真实病情,拒绝了他。他精神上垮了,从此一蹶不振。他的肺部感染总不见好,只好天天服用抗生素。由于病毒侵入神经系统,他的腿部出现轻度瘫痪症状,得用拐杖才能行走。他除了偶尔带萨姆埃尔去沙滩,不再走出家门。我私下不停地自我打气:“我可不能垮,决不能垮,我决不能病倒。”使医生大惑不解的是,我的健康状况出现好转:我的白血球回升了,发烧和淋巴炎都消失了。

安东尼在与疾病的搏斗中表现出非凡的毅力和勇气。有一天他偶尔出门,一群孩子一齐朝他扔石头,还高喊:“艾滋佬,滚出去艾滋佬,滚出去”一块石头正中他脑门,将他击倒在地,他的腿不听使唤,怎么也爬不起来。幸亏我和一个朋友及时赶到,才给他解了围。

开学前,我们把家安在爪哇南部的一个村子里。村长知道了安东尼的病后,拒绝萨姆埃尔进村里的幼儿园:“要知道,这儿都是正派人,不能把他们吓跑。”我只好将他送到离家6公里远的一个幼儿园。安东尼越来越衰弱了。他身高1.8米,体重却只有48公斤。11月,他的医生告诉我,安东尼快不行了。圣诞前夜,我打电话给安东尼的父母,请他们来跟他见见面。他们刚得知我们患了艾滋病时非常恼怒,但事已如此,看到儿子病成这样,他们也很心痛。安东尼见到他们心情好多了,身体似乎也好了点。但他们一走,他的病情更加恶化。他已经没力气移动身体,说话语无伦次,有时丧失记忆。到了3月,高烧不退,我只得让他住院,每天带萨姆埃尔去看他,但他让我们别去。

到复活节前后,他的医生打电话给我:“安东尼想最后再见一次法国和他的父母。”当天晚上,我把安东尼带上卫生专机飞回巴黎。待我们到达克洛德———贝尔纳医院时,他已几乎不省人事了。此后,他老要我给他找宗教书籍以及介绍与疾病抗争的人物事迹的书。他对佛教入了迷,并因此而反省自己的一生,承认自己曾经非常专横、挑剔。在那一阶段,我们谈论死亡。奇怪的是,那是我们共同生活中最丰富、最充实的岁月,我们无话不谈,不用担心真话会伤害对方,我们无所畏惧。

1998年12月,安东尼的肺部感染复发,而且吐了好多血。我急得晕了过去,被送到医院昏睡了3天。有一对夫妇安娜和贝尔纳是我们的朋友,主动替我照顾安东尼和儿子。1999年1月,我曾经报名的一个援助病人的组织通知我去实习。安娜夫妇鼓励我去,并保证照顾安东尼父子俩。安东尼则坚持要我走:“你去换换脑筋有好处,别担心,这儿一切都好。”

2月17日,我动身实习去了。第二天上午,安东尼把安娜夫妇叫到身边,请他们读一段《圣经》,随后说:“请你们握住我的手……”他就这么去了……我一直住在瓜特罗普岛,仍然在中学教数学,健康状况也令人满意。我祈祷上帝让我再多行一程,因为我还要将儿子抚养成人。

最近的化验表明,我的白血球又回升了。我还创立了一个人道主义团体帮助艾滋病患者。剩下的时间,我全奉献给了儿子萨姆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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