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高度融合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医学的学理，包括理论体系的内在建构，都体现出浓郁的人文色彩。国学的基本意思就是本国的传统学术，中医学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中医药院校文化课程设置的重点应该立足于国学知识的教育。
历代名医大师皆具深厚国学底蕴
纵观历史上的名医大师，大都具有极为深厚的国学底蕴和文史哲修养。西汉初，公孙光称名医淳于意“其人圣儒”；东汉的郭玉也是以儒者游艺于医；张仲景曾“举孝廉”；华佗“游学徐土，兼通数经”。宋元之后，以儒入医者甚众。朱丹溪通过“参以太极之理，《易》、《礼记》、《通书》、《正蒙》诸书之义，贯穿《内经》之言”，阐发医理，创立了著名的滋阴学说。明代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些著名医药学家具有丰厚的经、史、子、集即文史哲知识素养和很强的阅读、理解能力，重视理性思维，讲究“文理”与“医理”的贯通。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医为仁术，医者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把医术作为实践、体现“仁”道的具体技艺。张仲景劝诫人们“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充分体现了对众生一种崇高的人文终极关怀。
中医药学是国学重要组成部分
国学既是一个知识系统，也是一个价值系统，同时还是一种学习方法与治学门径。中国治学传统讲究融会贯通，文史哲不分，没有学科的壁垒。西方的学科分类进入中国，尤其是加入科学学科后，彻底打破了中国固有的“四部、四库”划分。现代社会强调学术的专科化，学科划分越来越细，研究越来越精深，确实促进了学术的发展，但在专业化的进程中，人的基本素质与精神的提升被忽略和弱化。与此同时，在中国学术领域，尤其是在中医药学的高等教育领域，那种培养医药大家的浑元之气，也在学科划分中渐渐被消解。
近二十年来，人们在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重新认识国学的价值。进入21世纪，“新国学运动”呈现稳健、强盛的发展态势，不仅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一些高等院校中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中心、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等，而且一些城市也出现了一些国学启蒙馆与国学课程班。
“国学”作为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文化系统，它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素质大致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哲学理论；“贵和执中”的中庸思想；“和而不同”、“同则不继”的和合人文精神；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追求；“贵义贱利”的价值取向；简朴知足的生活观念；君子人格的人生目标；“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礼乐教化的文明制度。这些基本素质都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对于当代人类极有意义的精神资源。国学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通文史，然后出入于诸子，从而建立起扎实的学术基础。作为国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医药学，应十分珍视这些宝贵的资源。
打破中西医间壁垒需汇聚两种认知力量
中国数千年久蕴厚蓄文化资源，为现代中国学术包括中医药学术及其方法，提供了丰富的创新开拓的可能性。西方思维重分析，东方思维重感悟，感悟和象思维是中国智慧和思维能力的传统优势所在。中医药学思维方式与国学中的感悟和象思维息息相关，血脉相连。东方的感悟和象思维与西方的逻辑分析思维，在人类思维史上双峰并峙，可以互补互释。欲将这两个山峰沟通起来，在其间架设桥梁，将其内在的潜力和奥秘挖掘发挥出来，没有深厚的国学底蕴是不可能完成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杨义先生指出：材料靠悟性来点醒，理论靠悟性而灵动。而进入化境，唯有悟性才能打通理论和材料之间的间隔，也唯有悟性才能打通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之间的间隔。中国学者要在东西方错位中锻炼悟性，从悟性中生长出我们可以与之对话的理论体系。把这种悟性思维的锻炼用之与中西医学的对话和沟通也是完全合适的。时任卫生部长陈竺也指出：打破中西医之间的壁垒，是东西方两种认知力量的汇聚，是现代医学向更高境界提升和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把国学纳入中医药高等教育课程体系
在中医药院校教育中倡导国学知识的学习，旨在深刻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丰富并提升精神境界，从而加强我们的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意识，建设民族精神家园。与此同时，它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目标在于打破人文与科技的畛域，让人文、社会、自然三大知识领域有效沟通和整合，激发创造性思维。
目前，《医古文》、《中国医学史》、《中医药文化基础》、《中医文献学》、《中国古代思想史》等课程是国家规划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课程不少院校将其列入选修的范围，这确实不能不令人遗憾。笔者建议将相关的文化课程列入中医药院校的必修课程。入学之初，应当进行国学概论的一般性知识学习，大二时，开展《中国古代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的教学。随着学习的深入，大三可以开设较为深入的经学和子学课程，以提高中医药人才的思维水平，培养其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在加强传统文化素养的同时，站在时代的高度，为中西医的对话和沟通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