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中医博士教育是“前无古人”的艰难探索。绝大多数中医博士目前已经成为我国中医事业的栋梁之材。最重要的是，他们参与开创了一个中医走向现代化的新时期。
头戴博士帽、身穿博士服是何等神气风光，又是何等令人羡慕！但是要将其与古老的中医联系起来，反而让人平添了一份好奇。据说，自建立中医博士生教育以来，我国已培养了近千名中医博士。那么，这些肩负将传统与现代结合在一起重任的博士们，工作得是否得心应手？记者最近走访了几位不同境遇、不同心态的中医博士。
“这辈子对中医死心塌地”
“我这个人干过的职业多了：木匠、瓦匠、厨师、会计、经理，最后才定在中医上，而且这辈子对它是死心塌地了。为什么？还不是看到了它的广博和神奇！”身为中华中医药学会博士学术研究会会长、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糖尿病科主任的仝小林教授，津津有味地讲起了他跟着导师名中医周仲瑛治疗流行性出血热的往事。当时，他们遇到过一位重症出血热的病人，严重到心衰、肾衰、呼衰、脑衰、胃肠道衰竭等症状一起出现，再加上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由于病情复杂，用药相互牵制，毒素无法排出。有西医医生说：“你们死马当作活马医吧！”在周老的带领下，他们给病人插胃管鼻饲，下肛管导泻，又开了通腹活血利水的中药。12小时后病人大小便通了，多脏器衰竭全面好转。20天后病人出院了。中医治疗出血热以明显优于西医的好成绩获得了卫生部重大科技成果奖，也让仝小林领教了什么是中医，怎样用中医治危重症。
正是有了这段经历，仝小林才敢于在SARS初期“人人心里都发怵”时坚决请缨上一线。结果，中医再次让他扬眉吐气：使用中医治疗的病人，退热快、症状轻、激素用量少、死亡率低。为此，他临危受命，领衔承担了世界卫生组织和科技部的相关课题。针对SARS，他创立了“邪伏气络”学说，总结出了中医分型、分期以及对并发症的治疗方案，主编了40万字的《SARS中医诊疗与研究》专着。这些成就使他成为卫生系统抗击非典先进个人。
在中医治疗糖尿病领域，他同样成就不凡：提出了“血糖难控因素”观点及解决方法；打破了“益气养阴”的用药惯例，推出了“清热”新理念；强调正确处理肥胖、饮食、运动三者的关系；研制出了推迟和减轻糖尿病并发症的新药以及治疗胰岛素抵抗的新药等。
像仝小林一样在中医领域如鱼得水并已取得突出成就的中医博士占大多数，他们有的已成为学科带头人，有的已成为名中医，还有的获得了重大科技成果。他们几乎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只有中西医都精通的医生，才能在自己的头脑中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这种结合的效果远远好于让患者既看西医又看中医。因此，全面汲取当代医学的成果是没有止境的。”
驰骋在中医“商海”里
据说有一部分中医博士“下海”了，他们难道不觉得丢弃多年寒窗才获得的金字招牌可惜吗？记者很想探明这些人的心态，但却找不到真正完全脱离中医本行的博士。最终，见到了几位虽然在“海”里却仍依靠歧黄之术挣钱谋发展的博士。
“我觉得体现人生的价值不仅仅在学术上，也应该在生活上，为什么就不能靠自己的中医学识既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又在经济上成个百万富翁呢？”王振亮原是一家公立医院的副院长，“体现人生双重价值”的想法促使他摔掉铁饭碗，去了民营医院。
刚一报到，那家颇有实力的民营医院即送了他三室一厅的房子和10万元的股份，另外年薪10万。同时，医院支持他搞科研，为他拨经费、买设备，又配了助手，并表示一旦出了成果，另有奖励或提成。
真在民营医院工作，王振亮才知道“高薪不是好拿的”，在那儿当个科主任，比在公立医院当副院长还忙。他得不断更新知识、提高外语和计算机水平，以保持学术带头人的地位；要不断研究新课题，取得新成果；还要关心病人对科室的反映；操心部门的经济效益。好在他的“硬件”已经健全：研制出了几种治疗类风湿的膏药，完成了对中药类风灵的药效学研究，率先在河北省开展了胸导管引流术治疗结缔组织病等。
同样不甘寂寞的人还有一个叫周成明。尽管已经奔四十而且名利双收了，他还要回过头去读博士！周成明学了8年的中药材种植，是原国家医药局的公务员。去美国的一次考察改变了这位硕士的命运：经济与科学都发达的美国看上并愿意与我国合作开发中药，而我国药材的现状总是不尽人意！熟悉药材的周成明由此看到了无限商机，他借了5万元钱，决心用自己的学识在“商海”中搏一搏。
周成明租了80亩地，种上了市场永远紧缺的甘草。他虽然学的是甘草，但那是在实验室里种，而在大田里种连导师也不会。周成明一步一个脚印，在一次次失败与教训中总结经验，先后解决了60个种植甘草的技术难关，形成了大面积推广种植甘草的种子处理、保苗、除草、收获四项配套技术。
记者见到周成明时，他已管理着150个中药种植基地，近4万亩土地，已收获甘草1万亩，经济效益十分可观。周成明的成功，还使无数农民走上了种甘草脱贫致富的道路，他每年都要培训中药技术人员上千人，并拿出1／3的时间去外地为农民义务讲课，他所撰写的《80种常用中草药栽培》一书已成为农业部向全国推广的畅销书。
“我要再回去读博士，要从基因上彻底解决甘草种子难以保存的问题，然后再回来种更多更好的甘草。”目的明确的周成明胸有成竹。
迷茫中的莘莘学子
并不是所有的中医博士都像仝小林、周成明那般幸运，尽管当初他们选择了中医，但他们钻进去后又在为自己的初衷而迷茫和苦恼。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博士说：“别把中医博士看得那么神秘，其实就那么回事儿。中医博士课程大部分是西医，是如何做实验，中医课仅是走马观花。实打实地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是英语。去实习的中医院用的几乎全是西医西药，中药有的科用一点，有的科干脆一点不用。我们真像是中医院校的西医学生，无奈对西医又达不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做出的中医课题要用西医的化验来验证，我们都在怀疑：这能促进中医的发展吗？我们这些中医西医都‘半瓶子’的博士该怎么办？”
另一位中医博士毕业已一年多了，仍在为做什么工作而犹豫和苦恼。他先是觉得中医只是西医的陪衬，没有大的发展，因此，在一些同学选择了医药代表的同时，自己也放弃了留校的机会而当上了医学刊物的编辑。但是，对新闻学的陌生和对中医的惋惜又促使他一度四处去找适合的中医院。究竟要不要干自己并不太看好的本行？至今他还在左右摇摆，游移不定。
据有关部门介绍，我国的中医博士教育虽然是“前无古人”的艰难探索，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一创举基本上是成功的。绝大多数中医博士目前已经成为我国中医事业的栋梁之材，在管理和学术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些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硕果。最重要的是，他们参与开创了一个中医走向现代化的新时期。尽管他们中也有人出国，有人从商，有人始终未找准自己的位置，但真正脱离中医行业的极少，毕竟他们是受过世界上绝无仅有中医博士教育的高级人才，他们不想丢掉这顶珍贵的博士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