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为昨日祷告
千禧年前的除夕，以色列内科教授与院内感染专家雷欧纳多.李博维奇进行了 一个祷告效力实验，为近四千位败血症病人祷告。他设计出严格的实验程序，用随机数产生器把参与者随机分为两组，其中一组是对照组。病人和他们的医生都不知 道谁得到代祷，谁又没有——事实上，他们甚至不知道有实验在进行。实验组所有病人的名字被交给一个代祷者，由他祈求全组病人完全康复。李博维奇希望比较两 组的三项表现：住院时的死亡数字、住院总时数和发烧时间长短。计算结果时，他小心翼翼，采取了好些统计学的方法，以判断任何差异的显着效应。一如预期，实 验组的死亡率要低于对照组。但这不是个显着差异。真正重要的差异是两组病人的病情严重程度和需要接受治疗的时间。实验组的发烧时间和住院时间都比对照组短 上许多。
李博维奇的研究课题（代祷的疗效）当然一点都不新鲜，但他的实验却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那些病人都是在一九九〇年或一九九六年住院，而祷告则是在二〇〇〇年进行，换言之是那些病人住院时的四年和十年后。
实验结果刊登在《英国医学期刊》二〇〇一年圣诞节专刊。一般来说，这圣诞节专刊收录的是些博君一笑的文章，所以在李博维奇文章的后面，紧接着就是一篇 有关无赖细胞簇聚为驯鹿形状的报导。但李博维奇并非想开玩笑，反而是希望用他能想到的最具体方式提出一个严肃主张。李博维奇对数学和统计学情有独钟，在撰 文评估某种医疗程序时会反复使用相关技巧。他甚至相信，一种疗法的成功机率是可以用数学模型预测的。
只不过，他认为这种科学方法被另类医学的滥用所污染了。两年前，他发表过另一篇文章（也是登在《英国医学期刊》的圣诞节专刊），指责另类医学伪装成科学，就好比杜鹃雏鸟住进了苇莺的鸟巢。因为分不出杜鹃雏鸟与自己小孩的求食声，苇莺父母一律给它们喂食。
杜鹃雏鸟慢慢长大，它的叫声甚至压过八只苇莺雏鸟的声音。苇莺父母无视巢中有个冒牌货，继续喂食更多食物给它。到最后，它们自己的亲生子女反而受到伤 害，甚至死亡。李博维奇深信，另类医学是无法通过科学的严格检验，所以科学家去研究它们，犹如苇莺父母照顾杜鹃雏鸟，只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和资源
言犹在耳，李博维奇自己却做了个另类医学的科学实验，而且实验报告几乎是在两年后的同一天登在了《英国医学期刊》。那他不是在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吗？其实不然。他的大部分同行都误解了他的用心。
事实上，他进行那个祷告实验，只是要说明，祷告这么主观的事情并无法以科学方法解释。问题是，几乎每个人都只看实验的表面。数十个怀疑者嘲笑他的实验。某人在写给他的信中说，如果有能力让时间之箭反过来飞，那我们岂不是有办法回到过去，阻止希特勒屠杀犹太人？
不过，也有些对心灵研究感兴趣的科学家挺身指出祷告是可以在时间的任何一点上发挥效力的。例如，针对非局域性意识和医治写过许多文章的多西就认为，李 博维奇一次把“我们对时间、空间、祷告、意识和因果的成见”头下脚上倒了过来。也有不少评论者指出，李博维奇的实验设计非常慎密，例如，他只使用一位祷告 者一次为所有病人祷告，所以不会犯上许多祷告实验的错误。对所有恭维，李博维奇在《英国医学期刊》的“读者来函”上发表文章加以反驳：
该文章的目的在回答以下问题：我们能否相信某种看似方法正确但测试事项却完全违反常理的实验？比方说，我们有需要去测试蒸馏过的水是否可以治疗哮喘吗？
李博维奇指出，他的实验结果不可能是有效的，而理由无他：祷告可以影响过去这种事不可能是真的。那只是统计方法的滥用。他又说：
该实验无关于宗教。我相信祷告能给信徒带来安慰和帮助，但不相信它的效力可以透过实验测试。
他的真正目的毋宁是：
否定经验方法可以应用于测试不存在物理世界科学模型之内的问题。用更专门的行话来说就是，如果一件事情的可能性无限小，那么任何实验结果都无法增加它的可能性，所以这种实验不应该进行。
李博维奇的原意是用科学证明另类医学的荒谬，到头来却让许多人相信，今日的祷告可以影响昨日的事件。李博维奇对这样的结果深感懊恼，拒绝再进一步讨论 他的实验。他倾尽全力维护医学的理性和逻辑性，但说不定，他日后最为人记得的是他的祷告实验，因为它等于证明了，我们是可以回到过去，改变过去的。
一个有关念力的最基本假设是它的运作是根据某种普遍被接受的因果逻辑：因先于果。如果是A导致B ，那一定是A发生在前，B发生在后。这假设反映的是一个更深的信念：时间是单向的，总是向前推进。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时刻都在加强这个假设：我们点了一杯咖 啡，然后侍者会把咖啡送来；我们在亚马逊网络书店订了一本书，然后书才会寄来。事实上，“时间总是向前进”这假设最具体的证据就是我们自己：生、老、病、 死是不可逆的人生过程。基于这个理由，我们相信念力的效果总是发生在念力发送之后，从不会认为今天所做的事可以影响昨天。
然而，有可观的科学证据显示，念力违反了基本的因果假设。有一些研究清楚显示，果是可以先于因的。李博维奇实验的独特处在于，它是唯一 一个研究祷告的“逆向”效力的实验。但在许多前卫科学家的实验室里，逆向现象乃是家常便饭。事实上，在一些实验中，逆向的念力比顺向的念力更具威力。
李博维奇的实验提出了一个最具挑战性的观念：思想可以影响事物而不管这思想是何时发出的；犹有甚者，当这思想不是按照传统的时间顺序发出时，说不定效力会更大。
梨子实验室的杨恩和邓恩在他们的实验中就看过这种事例。在八万七千多次的实验中，受测者被要求用意念去影响随机事件产生器的画面（让“甲画面”或“乙 画面”出现的次数多一点），但不是在事前影响，而是在机器已经显像之后的三天到两个星期影响。整体来说，这个“逆时间”实验的结果比标准实验的结果还要成 功。（译注：“标准实验”是指让参与者“事前”影响机器的输出，请参考本书的“引言”部分。）不过，杨恩和邓恩认为这种差异没有太大意义，因为相对于标准 实验的进行次数，逆时间实验的次数显得微不足道，缺乏可比较性。只是，看到意念“向前”和“向后”都作用得一样好，仍然让杨恩体认到，我们应该摒弃时间的 传统理解。事实上，逆时间实验的效应会更大，意味着当思想是超越一般的时空传送时，其效力会更大。
“逆向因果性”曾受到一些科学家的详细研究，他们包括了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物理学家迪克，比尔曼和乔布?霍特库普，以及已故的赫姆特?斯密特。后者是洛 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物理学家，他设计了一个精巧实验，以测试人的意念是不是可以影响机器已有的输出。他把他的随机事件产生器连接到一部音响，让音响随机向耳 机的左耳罩或右耳罩发出一声滴答。
音响发出的滴答音不会有任何人听见（包括斯密特自己），但会被自动录音下来。然后他把带子拷贝许多份（过程中也是无人会听见），把母带锁好在安全处。 第二天他让医学系学生一面听拷贝带，一面努力用意念影响带子，让滴答声多出现在左耳罩。斯密特另外还准备了其它拷贝带，充当对照组（照理说它们出现“左” 滴答声和“右”滴答声的次数应该大致平均〕。
实验结束后，斯密特用计算机分析母带和拷贝带，看看它们有没有偏离典型的随机模式。在一九七一至七五年间，斯密特共进行过二万次测试。他得到效应显着的结果：不管是在母带还是拷贝带，左耳罩出现滴答声的次数平均要高于右耳罩55%。两组带子的结果吻合一致。
斯密特认为他明白这种不可思议结果的机制：学生并非能够改变录音后的带子，他们的影响力是透过“回到过去”，而在录音的当时影响录音的结果。他们引发的影响彷佛他们当时就站在录音现场。他们不是从现在影响过去，而是从过去还没展开以前就影响过去。
接下来二十年，斯密特不断改进他的实验设计，后来参与实验的，还包括学过心灵控制的武术学生。在一个实验中，他使用“放射性衰变计数器”产生出一些随 机数字，然后让学生坐在屏幕前面，努力用意念影响数字作出某种特定的统计学分布。再一次，他获得高度显着的结果，而其为出于巧合的机率是一千分之一。不知 怎地，这些学生的意念就是可以“回到过去”，在第一现场影响事情的发生。
逆向意念也可以对生物发生作用。德国弗莱堡“心理学与心理卫生边缘科学研究所”的超心理学家爱尔玛?格鲁贝尔曾经进行一系列匠心独运的实验，以断定动 物和人类是否可以在“事后”被影响。他第一个实验是让沙鼠跑轮子和在一个大笼子里跑来跑去。轮子上有一个计算器，可以算出轮子的转动圈数；笼子里有一根光 束，沙鼠每经过一次，就会被记录下来。他又让一群志愿者在一个区域走来走去，用光子束记录下他们行经一个地点的次数。
稍后，格鲁贝尔把得到的数据转换为滴答声，录音下来，拷贝许多份，母带则锁好在安全处。在一至六天后，他让志愿者聆听拷贝带，请他们尽力用意念加快沙 鼠的速度和增加人们走过光子束的次数。实验是否成功，端视滴答声出现的次数是否比正常多。即使不对动物或人类进行远距影响实验，格鲁贝尔依然完成所有过程 的录音。结果，在这六回合的实验中，有四回合获得显着效果，其中三回合的“效应值”还大于0.44。
所谓的效应值，是让科学家断定效果大小的统计数字，透过比较一些变量得出，通常是比较两个群体的表现。数字低于0.3被认为是低度效应值，介于0.3 至0.6是中度效应值，大于0.6便是高度效应值。以现代预防心脏病最有效的药物阿司匹林为例，其效应值只有0.032，换言之，比格鲁贝尔得到的效应值 小十倍以上。在沙鼠跑轮子的实验中，效应值更是高至0.7。如果这数字表示的是某种药物的效应值，那格鲁贝尔等于发明了有史以来最有效的药物。
格鲁贝尔后来又做了六个更引人入胜的实验。一个是用光子束记录在维也纳某个巿场走过一个定点的人次，一个是记录汽车在繁忙时间通过多条隧道的次数。这 些数据事后也会被转换为滴答声录下来。一到两个月后，格鲁贝尔让志愿者去听拷贝带，并请他们试着用意念影响行人和汽车的速度。这一次，他在志愿者中加入一 些具有特异能力的人。再一次，他得到相当显着的实验结果：在其中两次实验中，效应值达0.52和0.74，相当可观。
如果意念可以逆向影响行动，那也有可能在疾病发生后，逆时间地预防疾病的发生吗？荷兰的奇龙基金会已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实验，以测试这种看似不可能的可 能性。研究者把一大群老鼠随机分为两组，让其中一组受到寄生虫感染。在实验完成以前，研究者本身并不知道哪只老鼠受到感染、哪只没有。然后，受感染的老鼠 的照片被交给念力治疗师，由他进行治疗，阻止寄生虫繁衍。研究者则间隔一定的时间测量老鼠的血液细胞。实验进行了三次，每一次都使用大群老鼠。其中两次得 到中度效应值0.47。
心理学家布劳德问过一个最有震撼性的问题：人有可能“改编”自己对某件事件的情绪反应吗？为了回答这问题，他用标准测谎机记录志愿者的皮层电性活动， 然后请志愿者检视自己的纪录，再设法去影响结果，换言之是影响自己早前的交感神经系统状态。另一组受测者充当对照组。整体来说，他发现被志愿组加以影响过 的纪录要比较“平静”，实验呈现出低度但显着的效应值0.37，那或许是人类改写自己情绪史的第一个证据。斯密特对呼吸率做过相似实验，也证明了人可以逆 时间影响自己的生理状态。
雷丁做的皮层电性活动与布劳德的相似，但另加入一个元素：远距影响力。二个月后，他录下志愿者的皮层电性活动，把拷贝带寄给一些住在巴西的治疗师，请他们用意念影响志愿者的反应，让他们“安静”下来。二十一次实验后，雷丁得到的效应值与布劳德相似：0.47。
雷丁还测试过未来事件在某些情况下是否可影响到更早前的神经系统反应。他巧妙地利用了一种称为“史楚普效应”的有趣心理学现象。这效应得名于心理学家 约翰?雷德利?史楚普，他曾经开发出一种在认知心理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测试。在测试中，他要求受测者尽快念出一系列颜色的名称（如“绿”），但这些名称各 以不同的颜色写成，颜色名称与文字颜色有时相符，有时不相符。史楚普发现，每逢念到与文字颜色不相符的颜色名称（例如红色的“绿”字），受测者的反应就会 比较慢。
心理学家相信，会有这种现象，是因为大脑处理映像（颜色本身）与处理文字（颜色名称）所需的时间不同。
瑞典心理学家侯尔格?克林特曼以史楚普效应为基础，发展出略有不同的测试。他要求受测者尽快认出一个长方形的颜色，然后再给他们一种颜色的名称，问他 们这名称是否与刚刚看到的颜色相符。克林特曼发现，如果长方形的颜色与后来给予的颜色名称相符，受测者辨认出该颜色的时间会比较快。辨认长方形颜色的时间 长短，看来取决于受测者的第二个任务，也就是判断颜色本色是否与颜色名称相符。克林特曼称这种效应为“反时间干涉”，换言之，第二个刺激会影响脑部对第一 个刺激的反应。
雷丁把克林特曼的实验加以现代化。他让受测者坐在计算机屏幕前面，要他们尽快认出一个长方形的颜色，一认出就键下该颜色名称的首字母。接下来，屏幕会 出现一种颜色的名称，这时，受测者必须判断这颜色名称是否与长方形的颜色相符，相符的话按Y键（表示Yes），表示不相符的话按N键（表示No）。雷丁有 时会改变实验第二部分的设计，要求受测者键下颜色名称实际底色的首字母。例如，如果屏幕显现的文字是“绿色”，而其底色为“蓝色”，受测者就需要按 B（Blue，蓝色的首字母）。
雷丁进行了四回合超过五千次的测试，全都显示出逆时间因果效应。其中两回合的实验具有显着效应的关联性，一次仅具边际效应意义。不知怎地，执行第一件 任务的时间会影响到执行第一件任务的时间。雷丁认为，这足以证明，神经系统受到逆时间的影响。这一点相信，只要微微更动量子理论，把它改变为“非线性系 统”，就可以解释一切逆向因果现象。在任何线性系统中，一个系统的行为都可以描述为2十2=4 ，换言之，该系统的行为乃是各部分的总和。但在非线性系统中，2 + 2却有可能等于5 ，甚至等于8 。换言之，在这样的系统里，系统的行为大于各部分的总和——但大多少则是无法预测的。
根据沃克和史戴普的观点，只要把量子理论转变为非线性系统，那它的等式就可以收纳进多一个元素：人类意识。在斯密特的武术学生实验中，计数器显示的数 字原本停留在它们的“潜态”中，直到学生介入观察、以意念影响数字为止。就这点而言，学生的心灵意志与计数器上的数字以量子的方式产生互动。史戴普认为， 物理宇宙不是固定的，而是以一些“趋势”的方式存在，而这些趋势又与心灵事件有着“统计学上的关联性”。即便是已经录上一些滴答声的录音带，滴答声的分布 仍然有着好些不同的可能性，要待有人听过录音带，这些可能性才会“垮陷”为单一状态。所以，无论何时，真实世界都是由人类意志——我们的意念——所创造。
对逆向因果性的另一种可能解释是，时间只是从“现在”向外扩散开去的一片巨大，所以，理论上我们在任一时刻都可取得宇宙的所有信息。布劳德即曾猜想， 所谓的预知能力，只是未来事件以某种方式回到现在，对心灵所发生的影响。这等于是一种逆时间因果性。所以，预知能力说不定是逆向影响力的见证，而未来的一 切决定总会影响着过去。
最后还有一种可能解释，那就是在我们存在的最基本层次，并没有连续时间这回事。量子层次的纯粹能量并无所谓的时间与空间，只存在于能量释出的巨大连续 摆动中。某个意义下，时间与空间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当我们透过感官知觉活动把能量带给意识知觉，就创造出在空间里互相分离的物体。而透过创造时间与空间， 我们也创造了自己的分离性乃至于个人时间。
依比尔曼之见，逆向因果性反映出现在是邻接于未来的各种可能状态，反映出非局域性不只发生在空间的向度，也发生在时间的向度。某个意义下，我们的未来 行动、抉择与可能性，全都有助于规定现在的展开方向。根据这种观点，我们现在的行动和抉择恒常会受到我们未来自我的左右。
这解释得到韦德拉尔及同仁卡斯拉夫?布吕克内一个简单思想实验佐证。布吕克内是塞尔维亚人，内战爆发后设法离开了南斯拉夫；他会像韦德拉尔一样，在柴林格的维也纳实验室待过一段时间。
布吕克内是到伦敦帝国学院担任一年客座研究员时认识韦德拉尔的。那时，他开始思考量子计算机运算的可能性，如果能够制造出这种计算机，它的运算速度将 比传统的计算机运算方式快上几十亿倍，半小时内就可以搜遍网络的任何一个角落。布吕克内怀疑，量子运算的可能性也许可以从“贝尔不等式”找到一些根据—— 贝尔在他的著名实验里曾经证明，两颗次原子粒子即使相隔极遥远，仍然能够互相影响，换言之是会“违反”牛顿所认为的，两事物隔着空间便无法直接互动。
布吕克内想知道，同一个测试能否用于显示光子可以违反时间的局限性。为此，布吕克内找韦德拉尔一起设计一个意念实验。他们的实验奠基于一个科学界公认 的前提：在粒子的转动中，在一个点得到的测量完全与较早前或较晚的测量无关。在这个情况中，“贝尔不等式”的“不等”是指两个不同时间得到的两个不同测量 值。
他们的意念实验用不着两颗粒子，所以他们就不管“鲍伯”，只管那颗叫“艾丽斯”的光子，他们要致力的是计算出艾丽斯在两个不同时间点的“极化”。如果 量子波可以比作一条蜿蜒杻动的跳绳，绳索另一头指向的方向就叫“极化”。在计算的过程中，布吕克内和韦德拉尔应用了他们称为“希尔伯特”的空间概念。
他们首先计算出艾丽斯的“极化”，稍后一会儿再去测量。等计算出艾丽斯的目前位置后，再回过头测量它的早前位置。他们发现，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贝 尔不等式”确实是被违反了：才不过一秒钟左右的时间，他们对第一个“极化”得到的测量值就变得不一样。之后测量艾丽斯的行为本身就影响、甚至改变了它早前 的“极化”。
科学社群并没有看不出这个惊人发现的意义。《新科学家》杂志把这发现作为封面专题〈量子纠缠：未来如何能影响过去〉，并有以下的结论：
量子力学看来扭弯了因果的法则……时间中的纠缠现象让时间与空间两者在量子理论里有了平等的立足点……布吕克内的实验结杲显示，我们对世界如何运作的既有理解也许存在着重大漏洞。”
在我看来，布吕克内的意念实验有一个比纯理论重要得多的意涵。它显示出，因与果的同时现象不只会发生在空间的向度，还会发生在时间的向度。它是第一个 数学证明显示我们每一刻的行动，都可能影响和改变我们过去的行动。甚至乎，我们当下的每一个所思所行，都可能改变我们的整个历史。
更重要的是，他的实验显示出，观察者在创造乃至改变真实世界上扮演着核心角色。观察行为本身即足以影响光子的“极化”状态。在一个时间点测量一颗粒 子，这行为本身即可改变它早前的状态。这可能意味着，我们的每个观察都会改变物理宇宙的一些早前状态。如此，则一个刻意影响现在的意念，亦未尝不可能影响 过去，影响到通向当下的每一瞬间。
这种逆向影响力类似我们在量子世界所看到的非局域性对应，就像是在某种底层结构，一切总是与一切连结在一起。有可能，我们的未来是以某种模糊的形式存 在着，只等着我们在目前将它给现实化。这不是痴人说梦，因为次原子粒子在被观察到或思考到以前，就是以充满各种可能性的状态存在着。因此，如果意识能在量 子的层次运作，自然有能力凌驾于时间和空间，而我们理论上也能够取得“过去”和“未来”的信息。如果人类有能力影响量子事件，也理当有能力影响除“现在” 以外的事件或时刻。
为理解逆向念力的机制，雷丁曾经用随机事件产生器做过一个研究。他首先进行了五回合影响随机事件产生器输出的测试（总次数有几千次），然后用一种称为 “马可夫链”的程序来分析数据，以了解随机事件产生器的输出的变化模式。为了进行这个计算，他应用了三种不同的念力模型：第一个是顺向的因果模型，假设心 灵是往一个方向“推动”机器；第二个是预知模型，假设心灵是先直观到未来的输出，然后将信息带回现在，再于精确时刻击中它的输出；第三个是逆向因果模型， 假设心灵先设定好未来的结果，再让这结果“回过头”影响因果链索。
雷丁从这种方式分析实验数据，得出一个无可闪避的结论：念力作用不是一个向前进的过程，不是意念企图击中某个目标的过程，毋宁更像是“信息”在时间中的往回流。
但在硬邦邦的现实世界里，意念可以影响过去到何种程度呢？布劳德思考这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他有一次指出，过去能被改变的时刻也许是一些“种子”时刻， 那些时候事件还处于萌芽状态，还未成长茁壮至不能发生改变。这些时刻就像是还没有长大的树苗，树干还没有硬化、树枝还没有太粗；或像小孩的脑子，因为处于 未完全定型状态而有更大的可锻冶性；又像刚感染的病毒，因为数量不多而更容易消灭。随机事件、具有许多选择性的决定，乃至疾病——也许都是我们生命中最有 可能施以逆向影响的事件。布劳德把它们称为“开放”或可塑的系统，换言之，是最有可能为逆时间意念所影响的系统。
这些系统包括生物体的许多随机运作：正因为它们是随机的，所以会像梨子实验室里的随机事件产生器一样，容易受细微能量的影响。
在布劳德最早期的研究中，曾经发现远距念力在目标物最需要它的时候最为有效。所以，需要程度的强烈性也许是我们能够把时间之间向后移的一个前提。
对于念力可以影响过去到何种程度的问题，斯密特的滴答声实验也带给我们一些线索：志愿者若想影响录音带里的滴答声，就必须是第一个听过它们的人。如果 有别人先听过录音带，而且是专心倾听，后面的人就很难再施加影响。一些实验甚至显示，只要有任何人或动物介入过，逆时间的影响力就很难发生。
比尔曼做过一个实验。他用放射源激发一个量子事件，让它在晚一秒的时间后由蜂鸣器接收到，再由一个最后观察者听见。在半数测试中，有另一个前观察者会比最后观察者先接收到量子事件发生的讯息。
在这些事例中，比尔曼发现，每逢有前观察者介入，他就会造成量子事件重迭状态的“垮陷”，否则，其它都是由最后观察者导致的。
如果说意识是导致“垮陷”的关键元素，那人类（以及他们能够把“真实的状态”化约为有限状态的能力）就得为时间只会向前走的观念负全责。如果我们未来的某个决定可以影响现在的“垮陷”，那么，未来和现在说不定从来就是连接在一起的。
这与量子理论对观察者效应的理解一贯：第一个观察会让量子粒子“散屑”，让它从充满各种可能的纯粹状态垮陷为单一状态。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没有人曾经见过希特勒，我们也许就可以使用念力，阻止大屠杀的发生。
虽然我们对跨时间影响力的机制所知无几，但证明这种影响力存在的实验证据仍然琳琅满目。证据显示，生命是从此时此刻向外漫漶的巨大一片，它有很大部分（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容许我们在任何时刻施加影响。
但这幅图画也暗含着一个最让人困惑的观念：意念一旦点燃，就会永远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