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伤科学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防治皮肉、筋骨、气血、经络、脏腑损伤疾患的一门科学。历史上称为疡医、金镞、正体、正骨科等。在祖国医学中，中医伤科学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比较完整的理论和经验，并逐渐形成了一门独立的科学。
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从开始起便是由生产所决定的。中医伤科学的起源与形成，也与劳动人民长期的劳动生活、生产实践紧密相关。距今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便依靠着集体的智慧和力量，用原始的劳动工具，有限的劳动经验，简单的劳动互助。来对付自然界的各种灾难，抗击猛兽的频繁侵袭，以获取必要的食物，同时也相应地逐步积累了原始的医药知识。原始社会的早期，人们大都住在洞穴或窝棚里，以避风雨寒暑，防备猛兽虫蛇，这是人类最早的预防外伤措施。但人类在与毒蛇、猛兽搏斗和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时，也常常发生外伤。原始人就在损伤疼痛、肿胀处抚摸、按压，以减轻痛苦。经过长期的反复实践，摸索出一些能医治损伤性疾病的方法和一些简单的治伤手法，如对伤口用泥土、树叶、草茎等进行涂裹。这便是外治法的起源。
公元前11世纪的周代，在医疗分工上已有专人掌管骨科疾病的治疗。《周礼》中记载。的“疡医”，就是负责“肿疡、溃疡、金疡、折疡”的治疗。这里所说的“金疡”，即“金创”。指由金属器刃损伤肢体所致创伤；“折疡”概括了击、堕、跌、扑所致的骨断筋伤等疾病。其治疗办法也比较丰富，除内服中药外，还有敷药（祝药）和手术（刮杀）等治疗措施。那时虽无伤科专著，但在同时期现存最古老的几本医学文献中都有记载这方面的内容。如《内经》中，就有对跌打损伤的症状、诊断和治疗的论述。《神农本草经》收集的“主金创续绝筋骨伤”药物达数十种之多。《金贵要略》载有治“金疮”的王不留行散及治马堕及一些筋骨损伤方。可见当时伤科学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内经》是我国医学文献中现存最：早的一部典籍，它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人体解剖、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基本理论。《灵枢・经水篇》指出：“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灵枢・骨度篇》通过体表测量人体骨骼的长短、大小、广狭，按头颅、躯干、四肢各部折量出一定的标准分寸。《灵枢・经筋篇》论述了附属于一二经脉的筋肉系统。由于解剖学、生理学的发展，也就促使了伤科学的发展。《素问・缪刺论篇》论述：“人有堕坠，恶血留内，……此上伤厥阴之脉，下伤少阴之络”。《素问》阐发的“气伤痛，形伤肿”以及“肝主筋，肾主骨，脾主肌肉”等理论，一直指导着伤科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医疗实践。《灵枢・刺节真邪篇》记载“骨蚀”的病名病因及其病机，均类似现代医学的无菌性骨坏死。《素问・痿论》还分别论述了痿 、脉痿、筋痪、肉痿、骨痿等肢体畸形的病因、病理、辨证和治疗。《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软短，小筋弛长，软短为拘，弛长为痿，”说明痿症引起肢体一部分筋肉瘫痪松弛，另一部分筋肉痉挛、缩短，继而可引起关节畸形。在治疗上，已广泛采用针灸、熨贴、按摩和药物等方法。此外，《吕氏春秋・尽数》曰：“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处足则为痿为 ，”主张采用运动锻炼的方法治疗足部“痿 ”（肢体筋脉弛缓，痿软无力，行走不便的疾病），为后世伤科动静结合的功能疗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汉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是祖国医学的隆盛时代。历史上著名的外伤科医学家华佗，既能用方药、针灸治病，更擅长外科手术，并创立了“五禽戏”，与现代医学中的医疗体育相似。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临床医学巨著。他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并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创立了理、法、方、药一整套辨证施治方法。同时还记载了牵臂法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摩等复苏术。
隋代（公元581至618年），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探求诸病之源，九候之要，列述了1700余症，为我国第一部病理专著。该书《金创伤筋断骨候》中指出：筋伤后可引起循环障碍（营卫不通），创虽愈合，但仍可遗留神经麻痹和运动障碍的症状，并提出伤口必须在受伤后立即缝合的正确观点。
唐代（公元618至907年），孙思邈著《千金方》中记载了颞颌关节脱位的复位手法。“一人以手指牵其颐以渐推之，则复入矣，推当疾出指，恐误啮伤人指也”（治失欠颊车磋开张不合方）；并指出整复后可采用蜡疗和热敷，以助关节功能的恢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治疗颞颌关节脱位的复位方法，直至现在仍被普遍沿用。王焘著《外台秘要》，主张用毡做湿热敷，以减轻损伤肢体的疼痛。蔺道人著《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是我国第一部伤科专著，它阐述了骨折的治疗原则为正确复位，夹板固定，功能锻炼，药物治疗直至骨折愈合。指出复位前要先用手摸伤处，识别骨折移位情况，采用拔伸、捺正等手法。骨折整复后，将软垫加在肢体上，然后用适合肢体外形的杉树皮夹板固定。对动静结合的理论，蔺道人较前人有更进一步的阐述。该书指出：“凡曲转，如手腕脚凹手指之类，要转动……时时为之方可。”对开放性骨折，他则采用经过点沸消毒的水冲洗污染的伤口和骨片，皮破必须用清洁的“绢片包之”，“不可见风着水”等。这种原则现在仍为处理开放性骨折的准绳。
元代（公元1279至1368年），蒙族善骑射，对于伤科颇有专长，在医制十三科中，就有正骨科。危亦林著《世医得效方》在伤科学上有伟大的成就。他认为“颠扑损伤，骨肉疼痛，整顿不得，先用麻药服，待其不识痛处，方可下手。”麻醉药量按病人年龄、体质及出血情况而定，再按照病人麻醉程度逐渐增加或减少，“已倒便住药，切不可过多”。危亦林是世界上第一次采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柱骨折的人。该书指出：“凡挫脊骨，不可用手整顿，须用软绳以脚吊起，坠下身直，其骨使自归窠，……然后用大桑皮一片，放在背皮上”杉树皮两三片，安在桑皮上，用软物缠夹定，莫令屈，用药治之。”该书还把髋关节脱位分为前后两型，指出：“此处身上骨是臼，腿根是杵，或出前，或出后，须用一人手把住患人身，一人拽脚，用手尽力搦归窠，或是锉开。又可用软棉绳从脚缚倒吊起，用手整骨节，从上坠下，自然归窠。”危氏又把踝关节骨折脱位分为内翻、外翻两型，并按不同类型施用不同复位手法，指出：“须用一人拽去，自用手摸其骨节，或骨突出在内，用手正从此骨头拽归外，或骨突向外，须用力拽归内，则归窠；若只拽，不用手整入窠内，误人成疾。
明代（公元1368至1644年），大医院十三科，其中就有接骨科。薛己著《正体类要》指出：“肢体损于外，则气血伤于内，营卫有所不贯，脏腑由之不和。”阐明了伤科疾病局部与整体的辨证关系。
清代（公元1644至1911年），伤科又有了新的发展。吴谦集历代伤科之大成，著《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该书系统地总结了清代以前的骨伤科经验，对人体各部位的骨度，手法，夹缚器具及内外治法方药，记述最详，既有理论，尤重实践，图文并茂，是一部较完整的正骨书籍。近代学者多崇此书。值得注意的是吴谦不仅把正骨手法归纳为摸、接、端、提、推、拿、按、摩八法，并运用手法治疗膘腿痛等伤筋疾患，使用攀索叠砖法赘复胸腰椎骨折脱位。而且强调了正确运用手法的重要性，就是必须先“知其体相，识其部位”，才能“一旦临症，机触于外，巧生于内，手随心转，法从手出”。如此则手法运用更加具有科学性。这一观点目前仍为大家所推崇。在固定方面，“爱因身体上下正侧之象，制器以正之，用辅手法之所不逮，以冀分者复合，欹者复正，高者就其平，陷者升其位。”并创造和改革了多种固定器具，例如，对脊柱中段采用通木固定，下腰部损伤采用腰柱固定，四肢长骨干骨折采用竹帘、杉篱固定，髌骨骨折采用抱膝器固定等。此外，沈金鳌著《沈氏尊生书，杂病源流犀烛》对内伤的病因病机、辨证治疗有所阐发；顾世澄著《疡医大全》，对跌打损伤及一些骨关节疾病有进一步的论述；钱秀昌著《伤科补要》、赵竹泉著《伤科大成》、胡延光著《伤科汇纂》等专著亦系统详述了各种损伤的证候和治疗，并附有很多治验的病案，均为学习与研究中医骨伤科学的重要文献。
伤科学在我国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与伤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宝贵的经验，其中有不少是世界上最早的发明创造，代表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随着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使中医骨伤科学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在此期间伤科学著作甚少，极其丰富的伤科经验散存在老一辈的中医师和民间中，缺乏整理和提高，甚至几乎濒于失传的边缘。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确地贯彻了党的中医政策，祖国医学犹如枯水逢春，欣欣向荣。30多年来、我国骨伤科医务工作者，尤其按摩推拿医务人员以辩证唯物主义力指导，实行中西医结合，积极开展手法治疗骨关节及其周围筋肉组织损伤的研究工作。国内很多省、市、自治区先后办起了按摩（推拿）训练班及学校，培养按摩专业人员。全国和一些省市相继成立了骨伤科研究机构，对伤科医学的发掘、继承、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按摩医学在伤科领域中的广泛运用已取得了新的成就和发展。近年来我国伤科学的新进展越来越受到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世界医学科学做出了一定贡献。今后，我们一定要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去整理、研究、总结极其丰富的伤科医学，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使我国医学科学技术适应新的形势需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更好地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服务，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