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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鹊的著作没有书名也不写作者

2014-10-18 11:24:45

  春秋早期医学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绝对不是既无理论,也无治法的“零散经验积累阶段”。扁鹊秦越人所处的赵简子时代,他的老师长桑君把自己珍藏的“禁方书”“尽予扁鹊”。

  从马王堆汉墓、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大量古书都没有书名,老官山汉墓考古发现10部医书也没有书名来看,扁鹊的著作,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没有书名,即使流传到了汉代也不会有书名。

  《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扁鹊《内经》《外经》是刘向的“创意”。既没有书名,也没有篇名的扁鹊著作,能在流传了几百年之后被人们辨认出来,靠的主要是师徒传承的脉络不绝。

  原创于扁鹊的学术流派,在汉代也逐渐分化。王叔和既整理张仲景的医学著作,也重视对扁鹊医学的发扬,所以他在《脉经》卷五之中,大量引用了原创于扁鹊的医学著作,为探索扁鹊的医学成就,给后人留下了有迹可循的线索。

  2013年底和2014年初,《中国中医药报》连续报道老官山汉墓考古发现的10部医书。有专家称这批医书是扁鹊学派的著作,也有专家说认定其为“扁鹊学派失传医书”为时尚早,需要仔细研究、甄别,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

  笔者对此也持慎重态度,并希望通过对扁鹊著作的研究,探索中医药理论形成的过程。扁鹊,也就是生活在春秋末期的秦越人到底有没有著作?假如他有著作,其形式结构应该如何?毫无疑问,扁鹊的著作,必须符合当时的著作体例。

  春秋末期  私人著作刚刚兴起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之中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自古以来,学在官府,没有民间私人著作。考古所见的甲骨文、钟鼎文,都是官府史官之类的官员,对于事实的记录,六经都是记载先王治国理政业绩的有关文献。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峰起,百家争鸣。《汉书·艺文志》说:“诸子出于王官,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事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先秦诸子的著作,既继承了此前官府政典的精华,也阐发了诸子对于当时政治形势的观点。虽然春秋之前也有“个人观点”,但是流传下来的文献却寥若星辰,非常罕见。春秋战国时代,中央集权政治逐渐解体,列国诸子发展图强的政治主张,开创了空前的繁荣局面,学术著作随之出现并逐渐流传于后世。

  余嘉锡《古书通例》说:“春秋之前,并无私人著作,其传于后世者,皆当时之官书也。其他诸子,在三代以前者,多出于依托。”我们现在见到的比较早的诸子著作,比如《道德经》《墨子》《孙子兵法》《论语》等,大都出现于春秋末期,《管子》虽然署名管仲,其实是其门人弟子加以整理而成书于后世。

  孔夫子宣称自己“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他只整理前人的著作,而自己不亲自创作写书,但是由此可以反证当时“作而不古”的著作,在社会上已经有所流传。

  医学著作的形成应当早于先秦诸子

  诸子的著作,必须先有诸子其人,然后才能有诸子的著作,医学著作则不是这样。因为医学的历史非常悠久,甲骨文之中也有很多医学内容,春秋之前就有专业医生,他们的医疗经验、医学理论、病例验案或治疗效果的考核记录等,都可以成为医学著作。

  记载于《左传》之中的早期医学家,有齐医、晋医、越医、秦医,都比扁鹊生活的年代早。《左传》书中既有对他们事迹的记录,也有一些学术理论的探索。比如秦医缓关于病位膏肓的难治性,以及针灸、药物的治疗大法,医和关于六气“淫生六疾”的长篇叙述,越医关于血气与健康关系的判断,晋医关于药物毒性的把握,齐医对于齐侯疾病死期的预料等,都说明春秋早期医学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绝对不是既无理论,也无治法的“零散经验积累阶段”。

  扁鹊秦越人所处的赵简子时代,他的老师长桑君把自己珍藏的“禁方书”,经过十余年的考察,“尽予(全部传授)扁鹊”,也说明长桑君手里不是一本书,虽然他的书来自于“宫禁之内”,不属于自己原创、原著,不能私自传授给民间人士。

  长桑君敢于打破常规,像普罗米修斯盗火种那样,偷偷地把“禁方书”传授给扁鹊,并嘱咐秦越人“公勿泄”,扁鹊也郑重承诺严守秘密,绝不外泄禁方书的内容。但是,他们实际做的都是“凡规矩必有例外”,都把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进行了适当的传授。

  扁鹊师徒学术传承的过程,就像《素问》之中岐伯与黄帝经常困惑与讨论的那样:“得其人不教,是谓失道;传非其人,慢泄天宝。黄帝为了天下臣民的健康,经常渴求医药知识:“余诚菲德,未足以受至道;然而众子哀其不终,愿夫子保于无穷,流于无极,余司其事,则而行之,奈何?”面对“黄帝”苦苦的哀求“可得闻乎?”岐伯虽然明知“此上帝所贵,先师传之”,但是为了“明道”,他不止一次,并且不厌其烦地给黄帝讲述了自己所掌握的医学知识。

  这种表面上“不守信誉”的讲授,为的是薪火传承的大业千秋不绝,这也正是扁鹊不得不写著作,不得不传授医学知识的原因。

  扁鹊的著作没有书名也不写作者

  北宋词人叶梦得《避暑录话》说:“古书名篇,多出后人,故无甚理。老氏别《道德》为上下篇,其本意也。若逐章之名,则为非矣。惟《庄》《列》似出其自名。”

  王国维先生说:“《诗》《书》及周秦诸子,大抵以二字名篇,此古书之通例,字书亦然。”

  余嘉锡《古书通例》说,古人的文章,不像后世的著作,都是“因事为文”,因此,书成一篇,就流行一篇,后人加以收集整理,才汇集成书,所以用作者“某某子”命名其著作。由于古人著作都是“因事为文”,所以开始流传的时候,经常是既无篇名,也无作者,更无书名。这一情况,在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代,还一直是这样。司马迁提到韩非的著作时,说其“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十余万言。”而不说其著有《韩非子》一书。介绍邹衍的时候,则说“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始终》《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只提其著作的篇名,而不总括为一本书。这与当时书写材料比较困难有关,不能像后世这样随意印书。

  司马迁说:“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韩非子所写)《孤愤》《五蠹》之书,曰:‘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也。’”由此可见韩非的著作,当时没有署名,如果不是李斯与韩非同学,知道此书是韩非所写,秦始皇一定还要困惑很长的时间也不一定明白。

  司马迁与汉武帝同时代,《史记·司马相如传》说:“上(汉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狗监扬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

  通过这两件事,余嘉锡先生说:“秦皇汉武,亲见其书,仍不知为何人所作,非李斯与韩非同门,杨得意与相如同邑,熟知其事,竟无从得其姓名矣。此皆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之证也。”

  从马王堆汉墓、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大量古书都没有书名,老官山汉墓考古发现10部医书也没有书名来看,扁鹊的著作,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没有书名,即使流传到了汉代也不会有书名。

  那么,《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扁鹊《内经》《外经》,又是如何认定的?

  师徒学术传承不断是最可靠的线索

  既没有书名,也没有篇名的扁鹊著作,能在流传了几百年之后被人们辨认出来,靠的主要是师徒传承的脉络不绝。

  扁鹊之前的医学家,都是诸侯国的官吏,有位有禄,世袭相传,也是周代“百工”之一家。扁鹊起于民间,周游列国,是第一位有史可考的民间医生,也是影响很大的中医学者。官医由于服务的人数少,活动的范围小,不可能像扁鹊那样“名闻天下”,更不可能“随俗为变”,开创临床各科。

  民间中医的学术传承,不像官医那样有制度保障,难以世袭,最可靠的传播途径是寻找有缘人,师徒相传,如缕不绝。《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关于仓公的事迹记载,足以说明中医学术传承从战国到汉代的实际状况。

  仓公淳于意在汉初的时候,开始学习医学方脉。但是,他的学习过程很复杂,先“见事数师”,后来拜公孙光为师,数年之后,又拜公乘阳庆为师,不断深入学习,研讨医学理论与技术。他多次遭遇学派之间的争鸣情况,公乘阳庆要求他“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经历考验,脱胎换骨,才成为嫡传学术继承人,被授予黄帝、扁鹊之脉书。假如他固守成见,坚持原来的学术流派特点,公乘阳庆就不会把扁鹊学派的著作传授给他。

  需要指出的是,仓公所说的这些学术传承,不是他故弄玄虚,编造故事,而是以戴罪之身,回答汉文帝的讯问,因此比较可靠,也非常珍贵。

  仓公从公乘阳庆那里继承的医学书籍,据称来自“古先道遗传”,主要是托名黄帝和以扁鹊为名的《脉书》《五色》《诊病》等著作,其主要内容是为了“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书,甚精。”公乘阳庆还告诉淳于意说:“我家给富,心爱公,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阳庆传承这些医术,完全是出于“传道”的历史使命,而不是谋生的生活需要。他家庭门楣很高,根本不需要靠医学来盈利。淳于意喜出望外,立即“避席再拜谒”,接受公乘阳庆赠予的《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等禁书,并且住下来,在师父的指导下,“读解验之”,一边读书,一边临证验证,理论学习大约一年左右。三年之后,仓公开始独立应诊,为人治病,并且达到了“诊病,决死生,有验,精良”的程度,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好医生。那个时候,仓公淳于意才三十多岁。

  仓公按照公乘阳庆的要求,扔掉了过去传承、学习的“故方”,这些书应该是公孙光传给他的《方化》《阴阳》《传语法》,或许还有些什么著作,他没有说。是烧了,还是转送别人,他也没有说。我们认为,他烧掉“故方”的可能性最大。他不可能在得到“真传”的时候,还保留、传出去一个不成熟的医学错说、假说。

  尽管仓公和扁鹊一样,时而在民间行医,时而到官府出诊治病,但是其主要的行医经历在民间。汉初学术流派的划分,不是行医范围在官府还是在民间,而是学术主张的差异,这在仓公与齐王侍医遂的争论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尽管二人都是学习扁鹊的医学思想,仓公与齐王侍医遂在理解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段学术论争,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扁鹊的学术思想在西汉年间已经分化

  《汉书·艺文志》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肴乱。”由此可见,学术传承的“一源多流”是一个普遍现象,不仅先秦诸子如此,就是汉代之后也是这样。张仲景创立的伤寒学,唐宋之后也有很多流派,甚至有“一家一个仲景,一人一本伤寒”的说法。

  原创于扁鹊的学术流派,在汉代也逐渐分化,这是由于不同中医学家对于相同的理论,有不同的学术见解,并逐渐加以补充的结果。医学首先是一个实用技术,必须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才能推动有关学术发展,并留下时代的特征。

  西汉年间的齐王侍医遂,也学习扁鹊的医学理论,他自己患病之后,尝试着用扁鹊的理论为自己开方治病,“自练五石服之”。恰在这个时候,仓公淳于意臣路过,遂医生很谦虚地让淳于意为自己诊病,并讨论自己开的药方。他说:“不肖有病,幸诊遂也。”淳于意也不客气,诊查之后,他告诉遂医生说:“公病中热。《论》曰‘中热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为药精悍,公服之不得数溲,亟勿服。色将发痈。”遂医生不明白,他争论说:“扁鹊曰‘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夫药石者,有阴阳水火之齐,故中热,即为阴石柔齐治之;中寒,即为阳石刚齐治之。”

  淳于意听了遂医生的争辩,沉思良久,然后说:“公所论远矣。扁鹊虽言若是,然必审诊,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合色脉表里,有馀不足,顺逆之法,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论》曰‘阳疾处内,阴形应外者,不加悍药及石’。夫悍药入中,则邪气辟矣,而宛气愈深。《诊法》曰‘二阴应外,一阳接内者,不可以刚药’。刚药入则动阳,阴病益衰,阳病益著,邪气流行,为重困於俞。”道理虽然如此,但是,遂医生已经服用“五石”为主的药物很久了,仓公淳于意也没有挽救的办法了,就告诫遂医生说:今后有可能“忿发为疽”。后来果然如仓公所料,百余日之后,遂医生果然生了一个恶疮,在胸部乳上,逐渐发展到锁骨之上,“入缺盆,死”。

  这说明,对于扁鹊的医学,必须全面掌握,识其大体,“必有经纪”,有纲领,有原则,不能违背。有的人学习不深入,只掌握了一部分知识,没有达到上工的水平,出于“拙工”的阶段,“有一不习,文理阴阳失矣。”

  扁鹊《内经》《外经》名称由刘向拟定

  仓公淳于意之后,历经二百多年的学术传承,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期,扁鹊医学虽然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但是在传承之中“走样”、“变异”的程度也逐渐加大。所以《汉书·艺文志》说“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跗,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

  扁鹊医学在仓公之后,由于没有很好的传承人,其著作与学术思想就逐渐失传了。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哪些著作来源于扁鹊,因此可以决定哪个是《扁鹊内经》、哪些是《扁鹊外经》。

  汉初,盛行黄老之学,儒家经典等同诸子,没有专门的官府传承,一般著作都不称为“经”。“经”与“传”相对,以传解经是一个传统。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诏举贤良方正之士,汉武帝亲自策问。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理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的主张,得到武帝的采纳。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经学”由此兴盛起来,除个别情况外,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成为独占官学的权威。

  在国家办的太学里,讲授“经学”的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师生传授之际,要遵守一定的师生关系,不能混乱。这叫作“守师法”和“守家法”。所谓“师法”,是指一家之学创始人的学术主张。“家法”则是指一家之学继承人的“说经之法”,说经之法就是“传注”。例如董仲舒通《公羊春秋》之学,立为博士,他的说经即为师法。再传下去,其弟子为其著作编成“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别,如“颜氏公羊”、“严氏公羊”,就是家法。如不守师法、家法,不但不能担任博士,即使已任为博士,一旦发现,也要被赶出太学。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

  五经博士的设置,是为了尊师重道,其秩虽卑微,而职位很尊贵。五经博士除了教授弟子外,或出使,或议政,往往是担当国家大事。

  汉武帝时期,《易》《书》《诗》《礼》《春秋》每经置一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故称五经博士。到西汉末年,也就是刘向整理古籍的时候,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称五经十四博士。

  把医学理论著作,称为“医经七家”,是刘向的“创意”,也是班固《汉书·艺文志》黄帝《内经》《外经》;扁鹊《内经》《外经》;白氏《内经》《外经》,以及《旁篇》书名的来历与依据。“医经七家”,实际上只涉及到3个人:黄帝、扁鹊、白氏。黄帝出于托名,白氏已经失考,能够坐实的作者只有扁鹊一人。因此,司马迁称“扁鹊言医为方者宗”的局面,在东汉初年依然没有变化。

  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叹其才秀也。”他重视对扁鹊学术的传承,这是必然的。王叔和既整理张仲景的医学著作,也重视对扁鹊医学的发扬,所以他在《脉经》卷五之中,大量引用了原创于扁鹊的医学著作,为探索扁鹊的医学成就,给后人留下了有迹可循的线索,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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