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科学
直到19世纪末期，西医内科在认识和治疗疾病方面仍无大的进步，因为西医依靠的工具，如抗生素、细菌学、X光等尚未被发明或发现。这种情况进人20世纪后才有改变。在我国近代内科主要疾病中，传染病和寄生虫疾病占相当高的比例，此外，与营养不良有关的疾病，如营养缺乏病、消化系统疾病也有很高的发病率，因此，对这类疾病的防治成为内科医生的主要任务。
一、 结核病
结核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达数千年的慢性(以呼吸系统为主)传染病，由于本病的病原菌的固有特性，在20世纪中期西方发现抗结核药物之前，对结核病治疗、预防从未有重大突破。旧中国结核病严重流行，但受到政治、社会、及经济诸因素影响，虽经社会各界的呼吁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开展对结核病的斗争，引进了西方医学结核病学科的理论及技术，但效果并不理想。据1932年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裘祖源分析，肺结核死亡率平均为303/10万、肺外结核为81/10万，居死因排列的首位。
20年代末我国医生对痰涂片检查结核杆菌的方法、痰结核菌浓缩法、血沉检测、脊液细胞学检查以及X线表现征象等在诊断上的价值已有报道，结核菌素试验广泛用于结核病诊断，1933年张式溥介绍了皮肤、眼结膜及皮内三种试验方法，查验反应、反应的分类及结核菌素试验的使用剂量等。结核病的治疗可分为内科治疗和外科治疗。疗养是当时结核病治疗的一种重要措施，自本世纪20年代，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均建有数量不等的疗养院或住院部。国外于1906年试用入工气胸术治疗肺结核、1934年LiuTC.报告上海医学院1929～1931年该院实施人工气胸、此后人工气胸术即在国内各地开展。
结核病的化学治疗在国外始于1944年研制出链霉素，掀开了结核病治疗新的一页，因该药价格昂贵。国内于40年代后期开始应用，我国于30年代在协和医院开展了肺结核的手术治疗，主要是胸廓整形术，1931～1934年LiSF．报告了膈神经切断术、油胸用于肺结核治疗的效果、手术方式与适应症，并讨论了与人工气胸及胸廓整形术配合治疗问题。1948年黄家驷报告了肺结核实施肺叶切除及全肺切断术的适应症，讨论了手术应注意的问题。1949年吴英恺发表有关胸廓整形术在肺结核治疗的地位与效果的专文。
本世纪30年代起，国际医学界已认识到结核病控制是一项公共卫生科学，单纯的对个体病人被动地实施治疗，是无法达到控制结核病在人群中的传播与流行，因此开始探索结核病控制技术的逐步创立与推广。1935年在北京第一卫生事务所内成立了“结核病门诊处”，并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这是国内第一次将结核病与一般卫生工作协同进行。1933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防痨协会，此后国内各地相继成立了地区性防痨协会，成为推动防痨运动的群众性社会团体。
二、其它传染病
在我国近代，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是急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在全国各地区流行的急性传染病及严重寄生虫病有数十种之多。我国近代对主要的急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防治已逐步展开，如推广牛痘接种预防天花；设立检疫所控制鼠疫蔓延；1932年，海港检疫总管理处兼办的中央霍乱局，将霍乱列为海港检疫疾病之一。1934年卫生署设立黑热病防治所，开展防治工作。对疟疾、血吸虫病、钩虫病、血丝虫病、麻风病等的防治也陆续进行。40年代朱益栋在《中华医学杂志》上报道病毒性疾病在30年代已开始研究，有的已有疫苗接种进行预防。如流行性感冒、麻疹、天花、黄热病、流行性腮腺炎、登革热、白蛉子热等。传染性肝炎已开始研究。
三、 维生素缺乏和新陈代谢疾病
维生素是本世纪初才发现的一类人体所必需的营养物质，其缺乏将导致一系列疾病的发生。1922年《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报道了已发现的维生素有四种：脂溶性维生素A，水溶性维生素B，维生素C及维生素D。维生素A缺乏出现眼角膜干燥，甚至发展为溃疡。水溶性维生素B缺乏可发生脚气病(Beriberi)。维生素C可抗坏血病。1927年《中华医学杂志》报道50例脚气病，主要由于维生素B1缺乏。给与B1含量多的食物，进行饮食疗法，可治愈本病。1945《中华医学杂志》报道，维生素B缺乏引起的脚气病多见。维生素A缺乏引起的夜盲、皮肤角化、眼角膜软化较常见、核黄素缺乏导致的唇病、舌炎、皮脂性皮炎、硬皮病及眼部损了也常见。不常见者有癞皮病，营养性水肿、坏血病、软骨病。其它如维生素K减少可导出血，碘缺乏可引起贫血。1949年《中华医学杂志》报道治疗恶性贫血，开始以叶酸治疗，对恶性贫血及斯泼路(Sprue，热带口疮)有效。1948年从肝浸液中提出红色结晶，具有效强的生血功能，此物质即维生素B12，抗恶性贫血效应高，并对神经组织有保护作用，当时将维生素B12视为抗恶性贫血的最佳维生素。
192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胰岛素的发现和应用治疗糖尿病。在同年的《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上就介绍了胰岛素对糖尿病显效，并概述了胰岛素的化学性质、生理作用，对糖尿病的作用及临床记录、适应症和使用时注意事项等，均报道详尽。1936年出版的《中华医学杂志》上介绍了糖尿病的生理、生化等基础理论。并讨论了血糖、尿糖及酸中毒，以及糖尿病的并发症，如糖尿病性昏睡等，但末详细讨论糖尿病对肾脏的损伤。治疗方法：提出饮食治疗、胰岛素的治疗及糖尿病性昏睡的治疗。
四、 其它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主要疾病为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炎等；循环系统疾病主要为风湿性心脏病、心内膜炎等；消化系统疾病主要是十二指肠及胃溃疡、慢性腹泻等；造血系统疾病主要为贫血；内分泌系统疾病主要是突眼性甲状腺肿、粘液水肿、呆小症；结缔组织疾病主要是风湿热等。我国医学家对于这些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也逐渐积累了经验，并能及时引入国外的新发明和新技术。然而，由于国家处于动荡之中、经济萧条，加之许多药物依赖进口，价格昂贵，普通居民难以负担，因此大多数常见病和多发病得不到有效地控制。
外科学
一、西方外科学传入我国及其成长
19世纪中叶，是西医外科学在我国的萌芽起步阶段。各医院主持外科工作者，均为外藉医生，我国医护人员，处于在实践中学习的医徒位置。其后，教会或外国的医学基金会、慈善团体先后在各地创办医学院校。辛亥革命后，我国也相继自行筹建医学校。至20世纪中叶，上述高等医学院校所培养的毕业生中，已有不少学识渊博、基础雄厚、出类拔萃的外科学家，如沈克非，黄家驷、吴英恺、兰锡纯、孟继懋、牛惠生、方先之、关颂韬、谢元甫、熊汝成、施锡恩等。
我国外科学界为了促进学科发展、推动学术流，于1937年4月在沪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第四届大会上，决定成立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选出牛惠生为首届会长，曾起草会章。当时有外科会员19名，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学会活动未能开展。抗战胜利后，中华医学会第七届大会，于1947年4月在南京召开，到会的外科会员由沈克非召集，重新组织外科学会、选举黄家驷为会长，会员43名。
我国外科的学术交流主要在中华医学杂志中文版和外文版两种期刊上，据统计在1940～1949的年10年中，所发表的论文仅106篇，其中不少是个案报告和例数不大的临床分析。外科的专著或参考书，多属译本。
此外，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以国际主义精神，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极其艰苦的解放区环境里和很有限的条件下，因陋就简，为救治八路军伤员，开展战伤外科所积累的经验，做出了卓越贡献。
二、西方外科学技术基础在我国的推广与应用
当麻醉防腐灭菌等关键性技术在西方取得突破性成就之日，也正是西方医学传人中国之时，这些技术作为外科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之引进我国。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最早将麻醉术引入我国，直至本世纪中期，尚无专职医师负责领导组织麻醉的实践与研究工作。全身麻醉(又称周身麻醉，或简称全麻)，蛛网膜下腔麻醉(腰椎麻醉、脊髓麻醉或简称腰麻、亦称半身麻醉)，神经于阻滞麻醉(如臂丛阻滞麻醉)及局部浸润麻醉等麻醉法应用最广。
我国医院外科对无菌术颇为重视，据1916年，湖南常德某医院报告在五年间于无菌术操作下施行81例手术的创口愈合结果，可以了解当时的无菌术水平。在磺胺类药及青霉素等抗生素抗菌药物发现之前，为防治人体外部细菌感染，多依赖防腐杀菌剂。常用的防腐杀菌剂有升汞液、石炭酸溶液、高锰酸钾溶液等，用于创口，虽能杀灭微生物、但对机体的正常组织细胞也不无损伤。磺胺类化学治疗药物及青霉素等抗生素药物出现后，对于治疗无论是局部或周身性的化脓性细菌感染，都开创了崭新的局面，为推动外科学的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后，防腐杀菌剂的应用多仅限于器械的消毒而很少直接用于人体了。输血也应用于外科、当时血源主要依靠售血人提供，关于贮存血的应用，输血反应等也有一定研究。
三、临床实践
外科在医院的建制结构中，无论其规模大小，均莫不以主体外科(又称大外科〕开始。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外科学也在同步向前迈进，治疗范围日趋扩大，手术领域不断拓展，逐渐演化，出现分工，在主体外科中分化出一系列具有各自的解剖生理学基础，诊断检查方法和手术治疗技术特征的分支学科。
我国外科分支学科的建立以骨科(又称矫形外科)和泌尿外科为先,其中尤以骨科较为成熟，此或与我国传统医学中的正骨科历史悠久，在民间广为流传，并有文献资料传世有关。北京协和医院于1921年成立了骨科和泌尿科专科，由专科医师主持，标志着骨科在中国开始成为外科中的独立分科。我国的医院与医学校，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上海震旦医学院、同济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院、四川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等在30年代前后都成立了骨科。20～40年代，我国第一批骨科学先驱者们进行了中国近代骨科学的开拓工作，1930年牛惠生在上海徐家汇创立了中国第一所骨科医院。1937年在中华医学会总会(上海)领导下成立了骨科小组，由牛惠生、胡兰生、叶衍庆、盂继懋、任廷贵及富文寿6人组成，这标志着骨科已在我国成为独立的专科，为我国骨科专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泌尿外科则逊于骨科，我国泌外科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20年至新中国诞生的近30年为第一发展阶段，除大城市的个别大医院(如北京协和医院)外，都包括在外科内，尚未设专科。在此期间有关泌尿外科的文献仅60余篇，专业书籍只翻译过一本。其他分支外科，如神经外科、胸心外科、整形外科、小儿外科、颌面外科等，则均尚处于萌芽起步阶段或仅略具雏形。
近代我国外科学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以普通外科为主，其他分支外科的开展也在逐渐起步。普通外科中开展了阑尾炎、十二指肠胃溃疡、肠伤寒穿孔、急性胆囊炎、胆道蛔虫、腹股沟疝等的手术治疗；胸心外科开展了胸廓成形术，其是对通过适当选择的进展性肺结核病例的有效治疗方法，是一项比较安全的手术。此外还有食管癌、支气管扩张、动脉导管未闭的手术治疗。
整形外科也有所开展，在每篇报告中常刊有符合医学摄影要求的手术前、后黑白照片，以显示术前畸形形象及木后治疗效果，(迄今已历数十年或近百年，尤图像清晰，十分难能可贵)，手术主要包括：皮片移植术、皮瓣移植术、唇交叉瓣手术、鞍鼻畸形矫正、鼻再造、阴道成形、肠段带蒂移植等。
我国近代外科学的发展虽属初级阶段，但已为我国外科学步入现代历史时期的腾飞，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外科学奠定了极为可贵的良好可靠的稳固基础。
妇产科学
一、我国西医妇产科的萌芽与兴起（1850～1910）
清朝末年、一些传教士医生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城市开始了妇产科医疗工作。1858年，英国医生合信著《妇婴新说》，是我国第一本西医妇产科中文书籍。
中国妇女因为几千年来长期受封建和旧礼教思想的影响，在患妇女病时，往往宁死不肯接受医生作阴道检查。患巨大卵巢肿瘤，在开腹术前往往都是未经妇科检查。妇产科未建独立科室，由外科医生行妇科病手术，且多为在华的外籍医生作手术。广东博济医院医生嘉约翰（KeerJG.）1875年做第一例行卵巢囊肿切除，因大面积粘连未完全切尽，是我国首例妇科开腹术。此后，由于麻醉学的发展及消毒技术、外科手术的进步，各城市的教会医院都有妇科手术病例报导。
由于延续几千年在家中分娩的传统习惯，至20世纪初我国的产科仍是处于极落后的状况。根据《博医会报》记载，在1900年前后广东、福建等地接生人员都是一些无医学知识的妇女，难产几天不能娩出婴儿，也不到医院。往往因为产程长、产妇衰竭或难产子宫破裂，导致产妇死亡。医生是在难产几天后才被请到产妇家。在请医生之前，往往已经过多次“助产人员”赤手操作，这些产妇最后经医生解决了难产，但仍可能在产后死于脓毒感染。
1901年，英国医生波尔特(Poulter MC.)到距福州60哩的福清县工作，开展产科工作。1911年开始建立产科病房，是我国有记载最早的产科病房。1906年开始教护理，1908年正式开训练班，学习分娩机转等产科基本知识。l892年广东博济医院斯万(SwanJM．)报导了我国第一例剖腹产。
二、西医妇产科的建立与发展(1911～1949)
1911年建立中华民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封建制度，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打破长期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妇女逐渐得到解放，妇女的自我解放，女子开始入学堂，学习医学知识，也促使妇产科学在我国能够较快地建立、发展。
妇科的发展
由于外科手术、麻醉、细菌、化学药物及X光诊疗等学科的发展，妇科疾病的诊治得到全面发展。据报导，1912年开始腹部手术用碘液消毒皮肤。1928年北平协和医院开始用脊髓麻醉及骶尾麻醉于妇科手术，镇痛效果好，安全，经济。同时，由于医学教育的发展，女医生，护士逐渐增多，妇女病人能够接受妇科阴道检查，及时地诊断生殖道各种部位的疾病，一些非危重的妇女病人也能来医院诊治，使生殖器炎症等常见病能得到比较及时的诊治，使我国妇科学在短短的四十年中有快发展。1940年后，我国开始引入化学药物（磺胺类药物），1945年抗菌素（青霉素、链霉素)应用于临床，使妇科炎症诊治水平明显提高。
宫颈癌是常见的妇科肿瘤。1920年，北平协和医院麦克斯维尔在全国博医会上指出，宫颈癌是常见的妇女癌瘤，但很少能早期及时来诊行根治手术，晚期病人一般只能给与局部的姑息疗法，1935年上海医学院妇产科王逸慧报导224例子宫颈宫癌。1947年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曾照懿开展了早期诊断宫颈癌的研究，她用特制的木刮板取材宫颈细胞涂片作细胞学检查，为我国宫颈细胞涂片诊断癌的开端。
生殖器官损伤、异位是我国妇女的一种常见病。早在1920年麦克斯维尔在中华博医学会北京分会报告，认为子宫脱垂在中国南方多见，与坐位分娩有关。治疗采用手术固定子宫在腹前壁，同时行会阴、阴道成型手术。关于生殖道损伤如膀胱阴道瘘、直肠阴道瘘、阴道瘢痕狭窄等亦有文献报导。
1935年上海白良知医师著《妇科内分泌学》，介绍女性内分泌知识及临床上的应用。但临床用内分泌素治疗月经紊乱开始于1937年。上海医学院王逸慧及北平协和医院麦克斯维尔1937年均有报告“月经紊乱之内分泌治疗法”。希望国内妇产科注意此项疗法。妇产科X科光诊断治疗在我国大中城市医院陆续开展：1932年北平协和医院王逸慧报告用碘油X光检查子宫输卵管。1935年山东齐鲁大学王国栋报告中国妇女不孕之输卵管因素，可用“鼓气法”，或用碘油造影术确定阻塞部位、行输卵管造口术治疗不育症。1942年邹仲介绍了X光用于妇产科的诊断和治疗，如测量骨盆、诊断官腔及输卵管有无阻塞及阻塞部位，深部X光治疗子宫癌及卵巢疡等。
产科的建立与发展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以后，几千年来产妇不可出家门，将母婴两条生命交给愚陋无知的村俗隐婆的旧风俗习惯，开始逐渐被屏弃。民国初年，产妇在家经“土接生员”不能处理的难产，请医生到家或将产妇送医院救治，这是我国西医产科的萌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40年期间，我国产科学科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1928年杨崇瑞在中华医学会第七次大会上报告“我国助产教育”，讲述必要性及产科教育计划，拟每省设国立产科学校及附属医院供实习。1929年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在北平正式成立。不久南京成立国立第二助产学校。杨崇瑞于1930年拟定《助产士管理法》，设讲习所培训旧式接生员，呼吁新旧式助产士一律需登记注册。从此新式接生方法逐渐推广，几千年来将母婴两条生命交给愚陋无知接生婆的陋俗被逐渐淘汰。这是我国妇婴保健史上一项划时代的巨大改革与进展。
1937年抗日战争暴发以后，妇女保健工作受到阻碍，但中华医学杂志上海版仍按期出版，报导交流妇科的新动态。1946年中央卫生实验院杨崇端总结“近20年来中国妇婴卫生工作”，工作内容包括：婚前卫生，孕期、产时、产后卫生，儿童卫生，孕妇、婴儿的营养改进。组织上由中央到省市县乡镇设立各级妇婴保健所。
国内从1945年开始用青霉素，对治疗妇梅毒、胎儿先天梅毒有了极大进步。在产科手术方面，由于麻醉、外科手术的进步及磺胺、青霉素在临床上的应用，40年代后期剖腹产术(根据中央大学医学院阴毓章报导)在脊髓麻醉下，可行腹膜内及腹膜外剖腹产手术。以往认为是危重症的产褥感染，已非致命性疾病。
在我国医生的努力下，在产科学领域建立了产前保健及骨盆测量，拟订了《病态产褥定义》；开展了对子宫外妊娠、妊娠毒血症、过期流产、骨软化症、子宫破裂、妊娠期子宫出血、脐带及胎盘异常等病理妊娠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三、节制生育
北平节育诊所创始于1930年，由沈骥英医师等人指导妇女避孕。1934年上海医学院王逸慧等著《避孕法》，内容包括女性生殖器官解剖，排卵及受孕生理，全面介绍暂时性及永久性避孕方法。
1936年兰安生(Crant JB．)著《节制生育与中国》。说明中国节制生育的需要。每1000人中每年约出生38人，死亡27人。全国每年可以增加4百万至5百万人口，所以中国的人口增长迅速是严重问题。1942年，上海妇孺医院沈骥英医师报告了“节制生育的临床工作”，呼吁医务人员重视对节制生育的宣传及研究，医学院应设此项课程，1946年中央大学医学院阴毓章在“十年来妇产科之进步”中，指出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及研究是妇产科的一项进展。
在20世纪上半叶，即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短短40余年中，在医学。界及妇产科前辈们的努力工作下，创建了我国的西医妇产科学，建立了孕期保健及妇产科各种疾病临床诊治的理论基础，从而摆脱了千百年来忽视妇婴生命的旧习俗，奠定建国树人的基础，这是我国医学史上划时代的进展。
儿科学
一、近代儿科学的建立
近代西医儿科学建立较晚，欧美的儿科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成为独立的学科。我国儿科学建立更晚，1926年协和医院从内科分设了儿科。我国儿科奠基人诸福棠于1927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毕业后即留在儿科工作，于1936年任该院儿科主任，就任当年即与上海的祝慎之、富文寿、高镜朗等人筹建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学会于1937年在上海成立，高镜朗任首届主任委员，积极推动和促进儿科学的发展。以后在上海、广州、成都、武汉、济南、天津、沈阳等地较普通地设立了儿科，与内外妇科并列为四大科室。1947年在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儿科学术交流会，自1938年开始，中华医学杂志每1至2年有一期儿科专号，《中华儿科杂志》于1950年在上海创刊，陈翠贞任首届主编。1943年诸福棠主编的《实用儿科学》出版我国才有了自著较完整的儿科参考书，在此之前儿科参考书大多译自欧美和日本。本书介绍了儿科近代各种疾病的发展过程包括我国的科研成就和临床经验，沿用至今，是我国西医儿科学的经典著作。
我国儿科在本世纪30年代以前，儿科医师为数很少，大部分医院尚未成立儿科，儿科床位有限，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更是缺医少药，儿童保健医疗机构廖廖无几，加之当时经济及卫生水平落后，疫病流行，儿童发病率和死亡率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疾病夺走了许许多多小儿的生命，对小儿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统计也寥若晨星。1933年史安那(Scott)曾综合我国南北六大医院住院病儿做过儿童疾病统计，呼吸系统疾病占31.3%，消化系统疾病占20.2%，传染病占12.2%(不包括烈性传染病)，营养不良性疾病占11.1%。1930年许刚良、诸福棠，1936年樊培禄曾统计过小儿死亡率，1岁以下死亡者占52.1%，5岁以下占87.3%。死于各种传染病(麻疹、猩红热、肺结核、天花、白喉)占40.6%，居首位；死于腹泻、营养不良占31.7%，1940年袁贻瑾报道北平当年痢疾、腹泻、猩红热流行，也以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高。全国儿童死亡率尚缺少报道。自40年代起在全国大城市中部分医院设立了儿科，1943年由中华医学会开办第一届儿科研习班，促进了近代儿科学重要原理、临床知识技能的普及，儿科专业队伍逐渐壮大，儿科学开始有了较明显地发展。
二、近代儿科学的主要成就
本世纪20～30年代，我国医学家对儿童生长发育进行了较广泛的调查，如协和医院于1937～1941年测量了1万多名小儿的体重、身长，成为中国不同年龄儿童的正常衡量标准。营养缺乏症是近代严重威胁儿童健康的一类疾病，我国的儿科工作者在这方面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如对维生素A缺乏症、婴儿脚气病、佝偻病、婴儿手足搐搦症、营养不良性水肿等的调查和防治均有较多的研究，对常见的影响儿童的传染病也开展了一定的防治工作。
总的说来，西医儿科学是在l9世纪末才成为独立学科的，我国儿科学起步更晚，1949年前只有大城市中的少数医院才有儿科，儿科力量极为薄弱，处于萌芽阶段，当时经济贫困，缺医少药，儿童保健工作尚未开展，各种疫病流行，儿童发病率和死亡率极高。1948年卫生署中央卫生实验院妇婴卫生组程美玉的报道，历年我国各地婴儿死亡率为150～200‰，较欧美高34倍。
眼科学
一、西医眼科学的传入
1807年英国传道会派马礼逊来广州传教，1820年他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医李文斯敦在澳门开设诊所，治疗内、外科疾病，兼治眼科疾病，西方医学传人中国之时，也是西医眼科传人之时。这是因为当时欧洲眼科施行白内障手术已较为成功，正好成为教会医生的医疗手段。182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眼科医生郭雷枢来华，在澳门首创眼科医院先后五年，治疗了众多患者，颇受欢迎。
1834年，美国派传道医生伯驾来广州，次年开办广东眼科医院，后更名为博济医院。不久他以带徒弟的方式，训练了三名中国医助，除做眼科手术外，也兼做外科手术，其中关韬在做白内障手术方面，颇负盛誉。继伯驾之后，1855年嘉约翰来广州，在华50年，除诊治眼科病人之外、于1880年翻译出版了《眼科撮要》一书，1881年，在他翻译出版的《外科手册》中第六卷为眼科手术。此外传教医生还翻译有《眼科治疗学》、《付氏眼科学》、《屈光学》等。在西医传入中国之初，有的医院虽有眼科，但人数很少，并且大都是外国医生，这是因为当时各教会医院只能以带徒弟方式造就医生。这在数量和质量上远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需要。1866年，广州博济医院首先成立一医校，教学内容虽有眼科，但设备简陋，学生人数很少。
二、我国现代眼科学的建立
20世纪后，各类医学院校相继成立，这些学校在成立之初，年制不同，教材不统一，虽都设有眼科课程，但内容极不一致，且多与耳鼻喉科在一起，内容简陋。1918年北京协和医学校才开始将眼科与耳鼻喉科分开，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眼科专科。当时任眼科教授的是李清茂(1884～1946)，他是我国早期眼科专任教授之一。他1924年开办眼科进修班，一改过去完全用英语授课的方法，开始用中文授课，并翻译了《梅氏眼科学》作教材。当时参加者20余人，这些人多数成为我国西医眼科的主要力量，对促进我国现代眼科学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这一时期许多我国有志之士到欧美或日本专攻眼科归来，为我国眼科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其中最著名的如李清茂、陈耀真、罗宗贤、毕华德、刘宝华、石增荣等。
20世纪初，在我国各地，不仅大城市，在较边远的中小城镇也建立有眼科，出现了一些以眼科为重点或眼科专科医院。其中成立较早的是北京同仁医院，1886年美国美以美传教会在教堂旁设立了一个小的眼科诊所，1903年扩建为一小的医院，由于当时美籍院长贺庆是一眼科医生，于是眼科得到特殊发展。1929年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及口腔医学院的眼耳鼻喉科医院成立，是我国最早的专科医院之一，并于1931年开办两年制的眼耳鼻喉科训练班(研究生班)，为培养专科人才作出了贡献。1932年创建的顺德府公教医院(亦名仁慈医院)，是以治疗眼病为主兼治其它科疾病的专科医院，医院还实行巡回医疗为附近农村治疗病症，颇受群众欢迎。该院几经扩建至1939年已发展至病床60张，成为当时较大的农村专科医院之一，即今河北省邢台眼科医院前身。
为促进眼科学的发展，1932年毕华德等于北京，周城浒、刘以样等在上海，其后陈耀真等于济南，先后成立了地方眼科学会。1937年，中华医学会开第四次全国大会时，成立了全国眼科学会，选举周诚浒为第一任眼科学会会长。1929年毕华德等在北京组织创刊眼科专号于《中华医学杂志》外文版，翌年又发刊《中华医学杂志》眼科专号，前后共只出刊10余期。在东北高文翰、石增荣等曾创刊《中国眼科杂志》，但不久即因“九一八”事变而停刊。眼科专科杂志――《中华眼科杂志》直至1950年才创刊。
口腔医学
一、1840～1911年口腔科学发展概况
1840～1845年间，有些教会医院设立了牙科。通过这些医院的牙科或牙医诊所的活动，将国外先进的近代口腔医学理论与技术陆续传入我国，促使我国近代口腔医学有了缓慢的发展。
我国近代口腔临床治疗诊室的建立，最早始于晚清皇宫太医院中的牙医室。在1898年间或稍后，清皇朝建立了宫庭式的牙医室，首届主持人陈镜容牙医师。在此牙医室中，已应用西方的口腔科药品和材料来治疗口腔疾患和修复牙齿缺损及牙列缺失。民间建立近代口腔临床治疗诊室的时间稍晚一些。1908年，英美教会人士在四川成都开设了专门的牙科诊所，为平民医治口腔疾病，此为我国最早建立的近代牙科诊所之一。清末年代，我国口腔医学发展虽比较缓慢，但临床上治疗的病种已涉及牙体病、牙髓病、牙周病、口腔粘膜病、口腔炎症、口腔肿瘤、颜面神经疾患以及涎腺与颞颌关节疾病等。
我国近代口腔医学的发展，除一批传教士医师起着积极作用外，早期我国即有少数学者出国学习西方口腔医学，回国以后应用近代口腔医疗技术开展临床治疗工作，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徐善亭牙医师，是较早时期从事西医口腔科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于l900年前去澳大利亚学习外科与牙科，归国以后，在广州和香港开业医牙疾，并著有《[新发明牙科卫生书]》(1904年出版)。
二、1912～1949年口腔科学发展概况
辛亥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38年中，我国口腔科学有了明显的发展，特别是临床方面比前半个多世纪有较大的进步。从1911～1946年间，国内先后建立的10所牙医本科与专科开设的口腔临床课程及实习内容分析，口腔外科、冠桥与托牙修复，牙颌正畸、儿童牙科、口腔X线诊断等诊治内容，基本上与国外近代口腔医学相类似。
旧社会经济基础很落后，儿童牙科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仅在少数口腔教学医院中设有专门为儿童进行牙病诊治的治疗室。19世末，Anggle氏对牙颌畸形防治方法提出一些理论，发表了错颌分类法，对我国口腔正畸学很有影响。我国一些留学的牙颌正畸学家，回国后率先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由于条件的限制，仅局限少数青少年中的患者，很不普及，只能算奠定基础而已。我国在20～30年代开始重视防龋工作，但由于条件所限，仅在少数小学的儿童中开展，牙病预防尚处于荫芽阶段。
1914年刘东生编《中国牙科大会记》所载每百万人中，仅有牙科医师一人。因为在1914年以前，我国尚无培养中国学生的牙医学校。至1949年，已建立的几所牙医院校培养的毕业生总共不足700人(另一统计数为500名左右)，而且只分布于几所院校的口腔教学医院及少数大中城市医院的口腔科中。就全国而言，口腔医学的“缺医少药”情况相当严重。由于旧社会政治经济落后的影响，口腔医学界少于交流，缺少统筹，更为导致其本身发展缓慢落后的结果。
耳鼻咽喉科学
一、近代耳鼻咽喉科的建立
1906年，北京协和医学堂〔协和医学院的前身)附属医院内没有五官科,全院80张病床中，五官科病床仅4张，且无专职的住院医师。1916年协和医学院设眼耳鼻喉科，耳鼻咽喉科业务由美籍医师邓乐普(DunlapAM．)主持。1918年眼科与耳鼻喉科各自独立。同年高施恩入协和医学院任耳鼻咽喉科医师，高施恩成为北京地区历史上第一名中国籍耳鼻咽喉科医师。
1938年张庆松在协和医院耳鼻咽喉科开展了变态反应临床业务，但规模很小。1947年协和医院复院后，耳鼻咽喉科下设三个科。刘瑞华负责耳鼻咽喉科业务兼管牙科；张庆松负责鼻科；徐荫样负责咽喉和气管食管科。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咽喉科的建立，是中国耳鼻咽喉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培养了我国第一代耳鼻喉科的人才，以后全国其他各省、市医院陆续建起了耳鼻咽喉科。
日俄战争后，日本获得了在我国领土上的南满铁路控制权。1907年4月创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医院。1907年7月建立耳鼻咽喉科，日本人岸一太郎首任医长(即科主任)。满铁大连医院是我国独立的耳鼻喉科首建单位。该科有自己专用的手术室，器械齐全，有全套内窥镜检设备，有完善的隔音室，及当时最先进的美国制造电子管听力计，可进行前庭功能检查，有电鼓膜按摩器，并有可进行中耳病理及生理研究的实验室。
1911年美国教会在上海创立的宏仁医院里，设立了耳鼻咽喉科。翌年，在杭州的浙江医药专门学校里开设了耳鼻咽喉科课程。浙江医药专门学校是我国开展耳鼻咽喉科学教学的最早学校。1911年陆军军医学校成立耳鼻咽喉研究科。
1913年博济医院设眼耳鼻咽喉科，1914年济南齐鲁医院设立耳鼻咽喉科。当时设备简单，只能做一般检查和治疗。1929年郎健寰到齐鲁耳鼻咽喉科任职后，1931年美国赠送齐鲁医院内窥镜，为喉、气管、支气管的检查创造了条件。1928年汉口协和医院已有英籍耳鼻咽喉科医师翁(WongAS．)施行扁桃体、鼻息肉切除等手术，1936年李宝实到汉口协和医院工作，建立了耳鼻咽喉科，在外科附设病床数张，开展了扁桃体挤切等手术。
二、耳鼻咽喉科教学与临床工作
1949年以前，我国耳鼻咽喉科教学工作进展缓慢，教学方案大多承袭国外的方法，各年级的教学计划也大致与国外相同。至1949年，我国培养出来的耳鼻咽喉科医师仅50人。教学离不开师资和教材，而在这两方面都是非常贫乏的。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是我国早期重视耳鼻咽喉科教学的学校之一，在姚梦涛任教于该校期间，鉴于教材缺乏，遂以德文教材为蓝本，编写了耳鼻咽喉科教材。因其擅长绘画，故对耳鼻咽喉各器官的解剖讲解异常细致，讲课效果很好。
关于教材，无论著作或译作都屈指可数，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1949年以前，我国出版的耳鼻咽喉科译著主要有：沈玉赖编译的《耳鼻咽喉科学》(原著日本射介纯，上海新医书局1948年出版)；王保华编译《气管食管学》(JacksonC．著，上海科技出版社1949年出版)。1937年郎健寰曾翻译《耳鼻咽喉疾病》，可惜在将此书交上海商务印书馆排版印刷时，因战争原稿被焚，致使此书未能及时出版。值得提及的是，陕甘宁边区延安医科大学国际和平医院的耳鼻咽喉科主任李亭植，于1940年编写了《耳鼻咽喉科学》。该书由抗战时期十八集团军留守兵团卫生部出版，据推算出版时间最迟是1945年。该书是我国出版印刷的第一本《耳鼻咽喉科学》教材。这本教材现在保存于《延安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陈列柜内。
中国近代耳鼻喉科取得了一定成绩，表现在各医学院校先后设立了耳鼻咽喉科课程，床位数逐年增加，尤其是各种手术逐渐开展起来。如，刘瑞华于1920年首创乳突凿开术；1928年开始采用内窥镜取除异物；胡懋廉于1930年首创经直接喉镜取除气管异物，1939年又首次施行喉全切除术；李宝实在国内首创扁桃体挤切术；1942年郎健寰与孙鸿家在山东齐鲁医院做了一例全喉切除术，手术很成功，术后指导病人学会食管发声，是为食管发声的首例，也是食管发声训练的开端。1947年姜泗长、孙鸿泉首创内耳开窗术；李宝实首创鼻内筛窦根治术；步丰驹首创食管扩张术；林必锦首创个上颌骨切除术。
三、临床专业机构和学术团体的创立
四川成都存仁医院于1894年建立。开始为一小型的普通医院，1929年1月在美国人彼得森(Peterson)主持下改为眼耳鼻喉专科医院，成为华西协和大学的教学医院，并成为当时我国和东南亚最大的一所五官科专科医院，设有病床38张。
1937年在存仁医院由陈耀真、郎健寰、胡懋廉等人发起，成立了四川省最早的眼耳鼻咽喉科学会，1946年与眼科分开，成立成都市耳鼻咽喉科学会。
1938年华北、华东的一些大学内迁成都，其中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与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成立联合医学院、存仁医院成为三所大学的耳鼻咽喉科联合教学医院。存仁医院是我国耳鼻咽喉科学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对我国耳鼻咽喉科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皮肤病和性病学
一、西方皮肤性病学的传入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籍传教士医生，先后在广州、上海、厦门、宁波等城市开设诊所或医院，当时除了外科、眼科手术外，没有严格的分科，医生兼治皮肤病。在西方传教医生中，对我国皮肤性病有着启蒙作用者为嘉约翰，他于1874年和1875年在广州分别出版了《皮肤病新篇》(Manualof cutaneous Disease，即皮肤病手册)和《花柳指迷》(Treatise onSyphilis)。
在我国近代，皮肤病和性病发病率相当高。1886年，聂会东诊所的年报表中，皮肤病仅次于胃肠病，占病人数的第2位；1886年Park估计当时中国可能有15万麻风病人。1887年杭州传教士医生Main报告全年门诊10277人中皮肤病患者1213人，认为皮肤病多与卫生习惯不良有关。1915年北京对4000个家庭进行的生命统计中，梅毒占9%，皮肤病占%。1917年上海哈佛医学院对1913～1914年中国医院性病发病情况统计，2760例皮肤病患者中梅毒582例(约占21%)、淋病386例(约占14%)。
20世纪初，各医学院校，先后成立了皮肤花柳科(棣属于大内科系统或属于皮肤泌尿器科)，一些著名的学校；除了延聘国外皮肤科专家来华讲学外，还选派医师到欧美及日本留学，为我国培养出第一批皮肤性病学者，如陈鸿康、张乐一、蹇先器、胡传揆、穆瑞五、赖斗岩、林子杨、宁誉、于光元、尤家骏、杨国亮等。
二、我国近代皮肤性病学的发展
针对20世纪初我国特有的重大和迫切的医药卫生问题是如何防治传染性疾病，具体到皮肤性病学方面，当务之急是如何控制严重危害我国人民健康的性病、麻风及真菌性皮肤病等慢性传染性疾病的问题，我国皮肤性病学的开拓者及莫基人们在这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性病方面
1918年王吉民著“中国梅毒之起源”及“中国淋病的起源”，探讨了我国性病的历史。1923年，广州市群众共5000人举行大游行，向社会呼吁，要求废除娼妓制度，取消妓女许可证。伍连德在1926年北京中华医学会上，报告了“中国的性病问题”，他搜集了8省城市及香港、台湾的资料，发现50．60%的成人受过性病感染。职业分布以士兵、警察最多，达35%以上。其次为商人占31%。伍连德强调要早治疗，并采取预防措施。l929年，协和医学院眼科毕华德在上海中华医学会年会上宣读的论文“中国人的梅毒性眼病”中提到过去7年中病人23713例中梅毒性眼病患者380例(血清瓦氏反应阳性)占1．6%。1934年上海雷氏德研究所写的包括华北、华南长江流域共25个医院28个单位合作的论文“中国疾病发病率分析”，皮肤病占各种疾病发病率的第4位。1941年胡传揆、刘永、陈国桢等从死后32小时的梅毒性心血管病患者的主动脉中分离出有毒性的梅毒苍白密螺旋体。1944年，胡传揆在“中国神经梅毒的调查研究”一文中，将神经梅毒分为：1、无症状型；2、脑膜炎型；3、脑膜血管型；4、脑血管型；5、实质型。
近代药物学专家、制药化学的先驱者之一杨树勋，在1935年初研制出国产“新惜花散”(即914)，于1938年8月由信谊药厂公开发行，成为当时治疗性病的重要药物之一。1947年杨国亮、张吕绍合著“花柳病化学治疗学”，较全面地介绍了各种性病的治疗。
麻风病方面
1892年国际麻风协会在美国麻风协会的资助下，在杭州设立了麻风病院，开始收治麻风病人。以后在广州、山东省也开设了麻风病院，继之任福建设立了7所麻风康复中心。1915年、刁信德在上海虹口同仁医院创立麻风科。当时治疗麻风特效药为大枫子籽(chaulmoograseed)。1917年博医会报介绍治疗麻风的药方包括大枫子油，雷锁辛及樟脑．每周肌肉注射1次，1921年Peter在北京麻风会议上宣读“大枫子油乙酯的新药源”，并号召中国全体医生应熟习认识麻风，此会结束后又与协和医学院联合召开会议，由HerryFowler讲了麻风的最新治疗法及供给大枫子油乙酯的问题。
1926年，上海邝富灼、李元信，石美玉及刁信德等组织“中华麻风救济会”，设立虹口皮肤病诊疗所。1926年1月。正成立中国麻风协会，出版麻风季刊，为协会的机关刊物，1930年中国麻风协会会址设在上海，在香港、福州、厦门、南昌有分支机构。同年，中华麻风救济会在上海雷氏德德研究所召开了第一次中国麻风会议，伍连德任主席，报告了“中国麻风的现状”。罗爱思任中国麻风协会的医学顾问，MaxwellJL.任名誉顾问。会议讨论了麻风法律的厘订、麻风医院的建立、扩大宣传等事项，并讨论了麻风的防治及早期诊断治疗问题，估计当时中国有麻风病人100万人。该会曾邀请朝鲜、菲律宾等国家的知名麻风专家参加。1948年山东齐鲁大学医院皮肤花柳科尤家骏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在古巴哈瓦那召开的第5届世界麻风会议，参加讨论制定了麻风分类标准。
其它皮肤病
真菌(霉菌)病，如头癣、足癣也是当时发病率很高的一类疾病。1949年杨国亮发表了“霉菌病”专题论文绍了浅部霉菌病，重点介绍了头癣的检查和治疗，他还提到深部霉菌病较谈部霉病危害性大，如白色念珠菌可侵犯脑膜，引起脑膜炎，浅层念珠菌可引起多种形式的皮肤粘膜损害，还分别介绍了深部霉菌病如放线菌病、肺念珠菌病、着色霉菌病、孢子丝菌病、隐球菌性脑膜炎、鼻孢子菌病及组织胞浆菌病等。
我国学名对维生素缺乏类疾病也进行了较有成效的研究。1931年协和医学院皮肤花柳科傅瑞士和胡传授的论文“维生素甲缺乏的皮肤症状”，在第八届国际皮肤科学会大会上宣读，受到国际上皮肤科专家们的瞩目，编入大会论文汇编，同时发表在《内科学通报》(ARCHINTERNALMEDICINE)上，该项科研成果已被国外皮肤科教科出所引用。1936年傅瑞士及胡传揆的论文“维生素甲缺乏引起的皮肤损害的类型及分布”刊载在美国皮肤病和梅毒杂志上。1938年中华医学杂志刊了“中国儿童疾病发病率调查”，参加调查的全国六大医院从南到北有广州医院、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沈阳医学院，共统计分析了41471例患儿，其中皮肤病1985例占4，79%，病种依次为脓肿、湿疹、疖肿、环癣、荨麻疹、痱子、疥疮、虫咬症、烫伤、疱疹、皮肤结核、天疱疮。1941年上海雷氏德医学研究所生理科候详川报告了“维生素B2缺乏所致的唇炎及脂溢性皮炎”，难民营儿童186例中发病率达44%。
在皮肤性病学领域，我国的一些著名的医学家们的论文报告，有不少是世界水平的科学贡献，如胡传揆、李洪迥等对花柳病梅毒螺旋体的研究、胡传揆对维生素甲缺乏的皮肤症状的研究，为我国皮肤性病学的发展，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法医学
一、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法医学
鸦片战争以后，古老中国的法医学也逐渐显示出一些新的发展迹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中国传统的法医学著作
开始向近代科学接近1844年，文晟重刊《补注洗冤录集证》(阮其补注，1832)，每章之末增以“续辑”介绍个人检验经验和成案，并附瞿中溶(1827)的《洗冤录辨正》作为校正《津例馆校正洗冤录》(1694)中谬误的参考。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洗冤录详义》，刊于1854年。它博采各家之书30余种并直陈作者自己的检验经验和见解，更重要的是作者亲自考查了230余幅枯骨，绘成“现拟尸图”正后面各一幅，全身骨图两幅，单独的骨图10余幅。所有的尸骨图格都有较科学的解说和论证，大胆而科学地指出了刑部所颁图格的许多谬误。《洗冤录详义》是清末最受欢迎的法医学著作之一，《洗冤录详义》是《洗冤集录》以后的又一中国法医学代表作。1891年，刚毅(1837～1900)编辑出版了《洗冤录义证》，汇集了文晟和《洗冤录详义》等著书中的重要内容，但以近代解剖学骨图代替《洗冤录详义》的骨图，是第一部吸收欧洲解剖学成就的中国法医学书籍。
中西法医学的交流
1865年，北京同文馆设科学系，开始对医学知识进行研究，聘德贞为教习。德贞因睹《洗冤录》所截骨骼部位，次叙名目，中西迥异，莫或折衷，因译英国之法医学说以佐中国之参考。所著《洗冤新说》连载于《中西闻录》。这是外国法医学向我国输入之始。1899年，英人博兰雅口译，赵元益笔述的《法律医学》由江南制造局出版，是为我国最早的近代法医学译本，1908年，王佑、杨鸿通合译石川贞吉所著《实用法医学》，更名为《东西刑事民事检验鉴定最新讲义》，另一方面，中国的法医学著作也被译为外文。如1863年《洗冤录集证》被译为荷兰文；1874年，GilesHA．将童濂所刊《补注洗冤录集证》(1843)译为英文，分期刊于《中国评论》上。1924年又将全文刊于英国《皇家医学会会议录》，题名为《洗冤录或验尸官指南》。这是在国外影响最为广泛的英译本。
检验制度
尽管在道光和咸丰年间，瞿中溶等曾经对官订的尸骨格提出种种非议，但始终未予正式修改。1884年中国水兵李荣被日本警察殴打致死，在中日双方官员莅场下请西医布百布卧施行解剖，这是我国有法医解剖之始。1907年颁布了由修律大臣沈家本修订的《大清新刑律》，首次列入了对鉴定人的规定，其中涉及精神病鉴定、血痕鉴定等现代法医学鉴定部分，但对尸体检验却仍责成仵作按规定的尸格尸图进行检验，对外表检查的检验制度却全无触动。
二、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法医学
检验制度的发展
1912年4月颁布的《刑事诉讼律》已涉及到解剖尸体，但又指出：“解剖究属非常处分，非遇不得已情形不宜草率从事也。”1913年11月，北洋政府内务部发布了我国第一个《解剖规则》，其中第2条明确规定：为查清死因准许解剖尸体，这是我国古代法医学与现代法医学的分水岭，是现代法医学赖以发展的基石。此外，《刑事诉讼津》还对鉴定入的资格、权利和义务等做了详细的规定。
法典的新规定为我国的法医学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没有能够胜任解剖尸体任务的法医鉴定人。为了培养人才，1915年首先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和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设立了裁判医学课。同年9月公布的“高等文官考试命令”中规定医学专科第三试科目中有法医学一科；制药专科第二试科目中有裁判化学；第三试科目中有裁判化学实习。这些措施远未能解决法医人才的匮乏问题。
192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废除治外法权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在要求废除治外法权的运动中，医学和法医学界人士纷纷提出改良司法，发展法医学的要求。1924年冬，林几教授于《北京晨报》发表了“收归领事裁判权与法医学之关系”一文，一些医界人士并向当时的司法部上书，力陈时弊，要求把废除旧法验尸作为改良司法的一项重要措施，并要求政府重视法医人才的培养。
1928年，国民党政府发布新的刑事诉讼法，但这个刑诉法是以清代的尸格、尸图为主，参照《洗冤录详义》加以修改的。表明旧法验尸仍然受到官方的承认，这受到法医学界的反对。
法医学研究所的建立
1929年，南京政府司法行政部派医学博士孙逵方筹建法医学研究所在上海真如购地建屋，因故久未就绪。1932年4月林几教授奉部令接任筹备，8月1日正式成立，所名全称：“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其主要任务是培养法医人才，承办全国各地法医检验，开展科学研究，成为我国法医学发展的最重要阵地。
为培养法医人才，法医学研究所从1933年起招收法医研究员，培养年限为一年半。学员来自医学院校毕业生或法院保送的法医。毕业后由部授予法医师证书，大都分配各高等法院工作。研究员在学期间组成研究会，与所中教师共同创办我国第一部公开发行的法医学杂志――《法医月刊》，于1934年1月出版。1936年4月《法医月刊》更名为《法医季刊》，于同年10月第3期出版后停刊。不幸的是我国第一个法医学研究所于1937年被毁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
林几是我国现代法医学的先行者，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法医学科，并是法医学研究所创始人之一，1922年毕业于北平医学专门学校，1924年赴德国匹兹堡大学深造法医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28年学成回国，被北平人学医学院聘为教授，着手创办法医学科。于1931年3月正式成立，并就任法医学教室主任教授。林几教授首次开班培训高级法医人才，努力传播现代法医学的成就，在亲子签定、鸦片与吗啡中毒、骨质血液检查、已腐溺尸的溺死液证明等方面提出了有价值的论述。此外，并著有：《法医学讲义》、《法医学总论・各论》及《法医学鉴定实例》等著作。
法医人才的培养
辛亥革命后，我国法医人才的培养大体上采取三种方式：培养为司法机构服务的高等专职法医师；培养为法院和警察机构服务的高级检验员和训练检验吏，使之成为适用的初级检验员，这些都是为了造就实际工作人员，对培养高级法医师资则很少考虑。林几教授在1928年曾提出发展法医学教育事业的意见书，惜未被采纳。近代我国建立法医学科的医学院校屈指可数，仅北京大学医学院(1931年建立)、中央大学医学院(1943年在重庆建立，1946年迁南京)和沈阳医学院(1940年建立)等。1935年，南京政府教育部曾公布法医学为医学院的必修课，但由于绝大多数医学院没有法医学教学组织，实际上等于空文。至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法医人才寥寥无几。
护理学
一、1840年后中国的护理事业
19世纪中叶的教会医院中，尚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护士，只是由医院培训简易的男助理人员。1884年，护士麦克奇尼(MckechnieM．)是一位在南丁格尔式的护士学校中培养的美国护士，来华后，她首先提倡护理制度，并在上海妇孺医院开展近代护理工作。1888年美国人约翰逊女士(JohnsonE．)在福州一所医院开办护士训练班，布特女士(ButlerEH。)在南京也开始举办护士训练班。1900年以后，中国的教会医院日渐增多，欧美各国医生、护士接踵而至。各地的教会医院都开始培训护士。如北京同仁医院、湖北普爱医院、保定思罗医院等还开办男护士学校。
1900年，汉口普爱医院正式成门一所护士学校，由该院医护人员合编一本《护理技术》为教材，规定训练期限为三年。
1904年美国教会在北京道济医院建立了一所护士学校，但没有独立的经费和校舍，也无正规、完整的教学制度。教员是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有空闲就上课。学生要参加医院中的劳动、值夜班。宗教课和护士伦理课都是必修课程，做手术前要进行宗教祷告，上课和实习时要讲英语。护士学校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基督教徒，学校每年招生人数极少，每班只有一、二人；最多的1940年，也不过12名学生。从1904到1949年的45年中，该校毕业的学生总计184人。1905年北平伦敦医院设立护校，1909年上海红十字会成立护校。但由于当时中国教育事业尚未普及，除外国教会设立学校、医院外，中国公立学校不多，护士学校更是前所未闻，招生也十分困难。
1907年美国护土信宝珠(Simpson CE.)来华，她是发起成立中华护士会的第一人。她写了一封公开信，主张应该用新的方法来培养护士，使中国人逐渐认识到护理是一种高尚的工作，要使护理工作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受，并号召成立护士组织。公开信发表后，中国护士界受到很大震动。高似兰医生全力支持中国护士应该创办自己的组织，发行自己的刊物，并从《博医会报》上，留出l～2页的篇幅作为护士进行交流的园地。1909年来自全国各地的外国护士在福建鼓浪屿召开会议，选出兼职的主席和秘书，中华护士会诞生了。
二、中华护士会早期的工作
中华护士会是全国性护理机构，其目的在于统一全国护理教育的标准。1909年中华护士会成立之初，限于人力分散，且多是兼职人员，工作开展十分困难。1912年牯岭会议，讨论并制定了统一护士学校的课程、教科书来源、统一全国考试、学校注册、颁发毕业证书等事宜，并成立护士教育委员会，定于1914年在上海召开全国护士会议。
1914年6月中华护士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钟茂芳根据《康熙字典》将Nurse译为“护士”，并提交此次大会讨论，得到一致通过，沿用至今。会议还通过把会名“Nurses'Association ofChina”译为“中华护士会”。在这次会议上，钟茂芳女士当选为中华护士会副理事长，她是获此荣誉的第一位中国护士。在此次会上决定，福州协和护士学校、上海仁济护校、上海广仁护校及上海妇孺护校等四所护士学校符合标准，予以注册；大会规定正式护士必须是立案护校毕业且经会考及格者，定于1915年举行第一次全国护土毕业会考。从此中国出现了正式护理学术团体，并为发展中国的护理事业做出了贡献。
1915年9月第二届全国护士会在北京协和医院召开，与会者47人，来自全11个省市。会议重点讨论全国护土学校的进展，护校课程的设置，教学方法，护士素质的培养提高，男护士的培养等问题。
1920年在北京协和医院设置护理科，招收高中华业生，学业3年，考试及格后发给护士证书。1927年北京协和医院开设公共卫生护士训练班。
1915年中英文对照护士通讯小册子出版，内容包括自1914年以来即第一次全国护士会议以来的会务动态，各地护校和医院护理的经验交流。1916年在上海召开全国会议，讨论1915年会务决议执行情况，决定全国会员大会改为每两年召开一次。
1918年在福州女子大学礼堂召开第四届全国护士大会。决定由护士会自行筹划出版《护士季报》。
三、出版护理期刊和书籍
1918～1920这两年的时间，中华护士会积极筹备《护士季报》的编写、出版工作。在一无经费、二无经验、三无编辑人员的情况下，想出版一本刊物是非常困难的。终于在1920年1月一本护士期刊《中国护士四季报》创刊了。
《护土季报》是中国护士界第一本综合性刊物，报道各地医院的护理工作，护理教育情况，介绍各科护理技术等。从1920到1948年，每年一卷每卷四期，除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战期间外，共出版25卷，至1949停刊。
《护士季报》定期出版后，编译教材的工作成了最大的困难，钟茂芳女土翻译《护士手册》得到私人捐助才出版。广协书局因此成为护士会的版权书局，自1920年至1948年，广协书局出版了较多护理、医药方面的书籍，供全国医学校和护校教学之用，对提高我国护士学校的教学质量起到一定作用。
四、加入国际组织，加强护士会建设
1922年国际护士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正式接纳中华护士会国为第十一名会员国。钟茂芳女士于1915年曾是该会的会员，并被选为荣誉副会长，以此为标志，中国护士在国际上取得了应有的荣誉和地位。中国加入国际护士会后，中华护士会的工作受到国际上的重视。
1930年南京政府邀请施锡恩协助办理全国护士和助产学校的注册、全国会考等工作，要求中国培养的护士和助产达到欧美国国家的水平。1932年中央护士学校成立、朱碧辉为校长。1934年南京政府成立医学教育委员会，下设医学、护理、助产、口腔、卫生等教育专门委员会，办理学校登记及会考事宜，并明确规定校规、课程标准、教学大纲等法规。委员会要求护士会通知全国护士学校向教育部注册，并将教学计划寄往各校。1937年中华护士会改称中华护上学会。
五、抗日战争时期护理事业的发展
1931年在傅连璋的主持下，开办了第一所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看护学校。1932年又成立了中央红色医务学校，为红军培养医护人员。抗战中延安中央医院的基础上，开展护理、助产、保育、公共卫生护理等方面的培训工作，并于1941年成立中华护士会延安分会。
抗日战争开始，由于前方急救和后方医疗、护理、预防等工作亟待开展，林可胜担负起组织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的职责。在他的带领下，很多医生、护士、助产士和各类卫生人员、都参加了红十字会，并积极投入各项工作。1938年湖南长沙开办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开展3个月一期的短期训练。男女兼收，教授防护、防病及简易治疗的常识与技术。
中国近代的护理事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艰难起步，在西方护士们的协助下，开始有了中国自己的护士，成立了护士学校，创建了护士组织，后来加入国际护士会，使中国护士的工作得到国际上承认。据统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中华护士学会注册的护士学校有183所，培养护士3万余人，全国13个省市建立了护士分会，共有会员1万余人。护理事业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远远不能满足当时中国近五亿人口医疗卫生的需要，护理工作仍亟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