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侄培俊，号君彦，遇拂意事，肝本郁，饱食后游留园，见有市蟹粉馒头者，素所嗜，又食五枚．，返家而厥，食厥也，旋醒，医来用消导药。余曰“食在胃中则宜消？转入大肠则宜下，今满填至膈，盍用吐法？”医曰“吐则气逆，其如再厥何？”余曰“诚哉，是言也。但膈与胃肠食滞充塞，气道艰通，转输亦钝，必俟大肠之宿垢下，而后胃之宿食动，必俟胃之宿食化而转入肠，而后胸膈胃口之新食入于胃，入于胃仍必俟化而转入肠，恐病去而！气液与之俱去耳，因知吐法非万全也。但考古谓新食宜吐，宿食宜消亦非无见，使吐而不再厥，或厥而即醒，食去其半，气得其通，便易于措治矣。”未敢试，滞尽下而脱。侄妇程氏，即君彦之室也，曾有血症，亦不常发，患虚信补，但闻补者即嗜之，余劝曰“虚有阴阳气血之分，即物有补阴、补阳、补气、补血之别，况血症未必即届虚乎？”不听，常服紫河车。余又劝曰“紫河车之为物，罕可用者，以其或有霉病蕴毒之胞，食反有害。”亦不听，某日与其母其兄会饮，有辛辣物，食过量，饱食填膺，息骤涌，狂吐，继以血，血不止，医治之无效。后余在济阳，得家报，知再从侄成懋，系君彦之次子也，亦以伤食失治而殒。夫妇父子三人，均死于食，语曰“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谓言之不可不慎，食之不可不节也，可不儆哉！
以上八则，丙辰阴历九月十二日在济阳署，公余之暇，寂坐衙斋，默计十年前三姊于是日身故，为之怆然，因追忆情状；， 笔为记，并连及数事，医愈者少半，医死者反大半，宜乎古人谓“不服药为中医”哉。